[摘要]梁鸿选择《受活》作为分析当代“乡土中国”现实与观念想象的文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她长期跟踪阅读阎连科的作品，对阎连科的创作特点、文学世界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继《“灵光”的消逝》、《外省笔记》之后，梁鸿文学评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作为方法的“乡愁”》于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试图通过对阎连科代表作《受活》核心词语和象征符号背后所涉及到的词义变迁、历史语境和种种社会生活冲突性存在的分析，寻找叙事的秘密、探寻社会生活的精神内核。

　　梁鸿，图源网络

　　梁鸿认为，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以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则是要以此感受文学中所透露出的情感信息。“乡愁”包含着对词语的回忆，它是人们以人文主义态度进入语言之时的基本方向。

　　重返“乡愁”，其实也是重新思考“乡”在中国生活中的独特意义。“乡”既是广义的“乡”，家乡，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小城，民族，也是实际的乡村、大地、山川、河流、树林、花草，还指中国独特的文化意义上的“乡”，乡土、农业文明、亚洲文化、东方生活等等。人们要思考的是：这一“乡”内部有怎样的生活样态，这些样态哪些应该属于“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哪些则是属于“不停变化着的过渡的未来的那一半”。而在当代的中国，“乡”逐渐只剩下政治经济学层面的乡村，而文化、道德和“家”的层面的乡村正在丧失，“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正在被摧毁、扭曲或彻底消失。

　　梁鸿选择《受活》作为分析当代“乡土中国”现实与观念想象的文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她长期跟踪阅读阎连科的作品，对阎连科的创作特点、文学世界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因为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受争议的作家，《受活》又是其争议最多的作品。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以文学的方式勇敢面对，并且挑战这个时代的全部核心问题：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发展与坚守、经济与人性，农民的出路，政治的结构性缺陷。这些问题并非只是间接的文化层面，而是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逻辑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作为方法的“乡愁”》的起点而言，更重要的原因是《受活》语言所拥有的巨大想象力和可阐释性。

　　《作为方法的“乡愁”》试图从语文学的角度，通过对《受活》核心词语和象征符号背后所涉及到的词义变迁、历史语境和种种社会生活冲突性存在的分析，进入言语的语言系统，去寻找它的起源，它背后所可能蕴含的文化心理机制，以及被我们自己和时代所遮蔽的东西。通过对《受活》中所涉及的语言及语言背后的历史、现在进行释义——这一释义实际上是把语言、词语背后的发展路径、轨迹给重新呈现或还原出来——使我们看到在语言意义转换过程中所丢失掉的和所增加的东西，其实，也是使词语呈现出它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达到萨义德所言的“对话”的可能性。借此，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想象逻辑和当代话语暗喻结构的特点，进而考察文学以何种通道达到对它所描述的生活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