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高龄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

　　采访者：黄玮

　　受访者：屠岸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近日，当93岁高龄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现身上海思南读书会，用英文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读者仿佛同时看到了诗和远方。

　　对这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而言，写诗和译诗，是毕生的事业，也是心灵栖息的方式。在接受记者专访中，屠岸描绘了他心目中的诗和远方的文化。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会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

　　爱上了莎士比亚

　　上海豫园，九曲桥弯弯，在微风里。

　　93岁的屠岸故地重游。步移景换间，收藏在他生命中的上海往事，随风而至。最先脱口而出的是，“1949年9月25日，我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光辉的一页》，歌颂新中国即将成立。”直指他心灵的栖息之地——诗与诗意。

　　而他栖身上海，始于1936年。作别故乡常州，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3岁的屠岸在这里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黄浦江畔的岁月，就像命运在他身体里埋下了两颗事业的种子，在日后长成茂盛的丛林。

　　初到上海的一个冬夜，冷极。少年屠岸辗转难眠，索性起身，直抒诗怀：“天上是孤独的月亮/我站在操场上/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这首《北风》，成为诗人屠岸的起点。

　　借居上海姨母家，就读光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的书籍，让屠岸的目光越过重洋，顿时开阔。“我经常看表兄的《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选》，最后反而是我爱上了莎士比亚。”

　　不过，遇见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要到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在一家旧书店，他发现了一册英文原版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04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看了注释，我更能理解莎士比亚诗的内容了，就产生了翻译的想法。”这个想法，正是翻译家屠岸的出发。

　　记者：莎士比亚的诗句最初划过您的生命时，带给您怎样的心灵触动？

　　屠岸：读到那些诗句时，我被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思想征服了。他的十四行诗音韵优美，形式整齐，内容精粹，思想深刻，我太喜欢了。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开始翻译莎翁十四行诗。

　　记者：翻译西方诗歌，使您的诗歌生涯有了两个传统：一个是纵向的东方继承，一个是横向的西方移植。

　　屠岸：我的诗歌启蒙，来自我的母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教我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等等，从那时起我成为诗歌的朝圣者，一生不辍。

　　当时，母亲总是先解释诗文的内容，再自己朗诵几遍，然后叫我跟着她吟诵。我像唱山歌一样跟着吟诵，对内容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从吟诵中得到乐趣。母亲教我的是“常州吟诵”，2008年这种吟诵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这个“非遗”的三位代表性传人之一。

　　记者：这些抑扬顿挫的吟诵，在不知不觉间铺陈出您生命的诗歌底色。

　　屠岸：直到今天，我仍喜欢吟诵着诗歌入睡，无论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都是对我生命的慰藉与激励，让我倍感美好。就像我的友人打趣说的那样，每天我不用服安眠药，我服的是“诗药”。

　　“盗取”文化的火

　　这个世界读书日，恰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日。

　　屠岸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者的身份受邀来到上海，为读者讲述自己与莎翁跨越时空的“交往”。

　　莎翁十四行诗共154首，1609年在伦敦出版。上世纪30年代起，其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但直至1950年，屠岸所译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问世，才有了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在翻译之余，屠岸还以自己诗人的感悟，为每首诗撰写了言简意赅的“译解”，进行解读。

　　66年来，屠岸译本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被打磨，历经他500余次的修改，积淀成为一部经典。他“执迷不悟”地说：“对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66年来，这个由打磨和诗意合力完成的漫长陪伴，也成为出版界一桩文化事件。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不断再版，迄今为止累计印数达60多万册。今年，该译本又以“最中国”的样貌面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线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这里，宣纸、繁体字、竖排，线装书所散发的中国文化韵味，和莎翁十四行诗所绽放的西方文化光芒，跨过时空的千山万水，高处相逢。

　　或许，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屠岸深情而执著地在中西文化之间跋涉、游弋的一个写照。

　　记者：听说了您与莎翁的“交往史”后，有读者这样感叹道：一个人一生中的近70年都在翻译莎翁十四行诗，这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屠岸：上世纪40年代的那个版本，有的语言比较陈旧，有的比较单薄，所以我要不断进行修订，使其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为什么如此之难？

　　屠岸：诗歌的翻译，不仅要译出原诗的韵律、节奏之美，还要译出原诗的神韵与风格之美，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难就难在这里。比如，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接就指出，诗歌不能翻译。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认为，诗就是经过翻译而失去的东西。他们的说法，未免绝对化，但说明了译诗之难。

　　记者：但翻译又是必须的。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的，“诗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密表达方式。它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信仰着他们共同坚守的人类命运。”只有通过翻译，这种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实现。

　　屠岸：中国古语说“诗言志”、“诗缘情”，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人们的情和志都是相通的。因此，诗歌的翻译有它的可行性。当然，在翻译中它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优秀的翻译家则能把原本的东西尽可能地多保留一点。

　　如果诗歌不能翻译，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李白、杜甫，对吧？鲁迅称翻译家就是普罗米修斯，“盗取”文化的火给不同语言的人们，以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

　　在我看来，真正要译好一首诗，需要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合一。拥抱原诗是一种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译者要把作者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体会对方的创作情绪。有时翻译得不成功，就千方百计去找那个表述方式，尤其是那些适用于押韵的字词，就像追求爱人一样，最后终于追到了，是一种精神狂欢。

　　记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本修订过程中，您也是千方百计，比如，向卞之琳先生请教。

　　屠岸：我第一次登门讨教卞之琳先生是在1962年。卞先生对我的翻译是肯定的，但认为还需要修订加工，当时他亲自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的第一首，给我做示范。卞先生主张诗歌翻译要在“形”上遵从原诗的格律和韵式，并形成了译诗形式上的典范方法：以顿代步，韵依原诗，亦步亦趋。他的翻译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次，我还借用卞先生的借书卡，从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阅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中关于十四行诗的一卷。我根据书中的各家注释和卞先生的翻译主张，进行了全面修订加工。修订后的版本，卞先生认为更加谨严、光润。

　　记者：这样的与诗坛大家的交往，本身就像一首诗。类似的交往多吗？

　　屠岸：我与一些大诗人都有过交往。比如，艾青先生，还有臧克家先生。臧克家先生晚年时，我去拜访他，他送给我一首小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那时，他已经九十好几了，但是又发出了诗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