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王达津先生逝世不久，开颖（王开颖，王达津先生长女）姐和我说过：“你是否写点文字纪念王先生呢？”我应允了，但未动笔，这不等于我不怀念我的导师王先生，我总是在想念着他，和友人谈论着他，一直想写点纪念的文字，但我始终为难以掌握王先生的整体学问而踌躇，以至一直在思考，好像捏着一团火而焦灼。直到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916年6月25日至1997年8月31日）纪念日来临之际，我更加意识到我已年龄不小，我有义务，从与王先生交往过程中撷取片断，以呈那个令人窒息思想的荒唐年代里还有一段纯真的追求学术研究的佳话……

　　那还是刚入南开的第一个学年，我们1973级同学和给我们任课的教师联欢。王达津先生在邀请之列，恰恰是在我们这个小组。由于我和王先生位置很近，所以我们悄悄地就庾信的《哀江南赋》谈了许多。散会后，我与王先生沿着大中路宽阔的石板道上慢行，以回王先生东村的寓所，我把我作得什么也不太像的一首所谓的七律，说给王先生听，至今想起不禁脸红，但是当时12月的天津之夜的师生温馨，却深印在我的脑幕上了……

　　从此我正式开始了向王先生的问学，只要我在学校（那时经常出去“开门办学”），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王达津先生家去请教，听一听他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也由此对王先生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以我的视角，王先生是属于纯粹的“夫子”类型学者，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学术研究，其他是不计较的，比如有次我就看到这样一景：王先生躺在床上，头枕的是一摞书，而离他不远处的餐桌上放着的是一个咬了一口的馒头，这大概是王先生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状态吧？因为常来，王帅母李中格对我也少有避讳，有一次当着我面“数落”起王先生的“不是”来，主要是说王先生钻研学习不注意养生，也不会锻炼，将身体搞垮了。这时的王先生像个顽童似的，扯过一张报纸遮住他的脸，在报纸后面向我做一滑稽式的摆头“鬼脸”，以示师母所说不要在意去听，这一轻松“脸谱”堪称宁宗一先生所赞王先生为“智者达老”的典型表情，至今我回忆起王先生治学的这另一面仍忍俊不禁……

　　当然，每次去王先生家，谈及最多的仍首推学术或与学术有关的问题，每次交谈，无异于王先生给我上了一堂既有深度又具广度的学术课。比如通过王先生讲叙他的师承，我得以了解唐兰、高亨等老前辈的研究方向，我又知道了王先生从小就博览群书，尤对古小说感兴趣，用《三国演义》对照《三国志》以求异同。由此，我对考据之法有了更深的体悟。又比如王先生还与我谈起他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发文质疑郭沫若的“胡笳十八拍”研究的缺失，当我问及他对郭老的学术印象时，他颇有感慨地说：郭老有很多社会活动，但还能握管为文，已属不易。郭老对历史很懂，但上来一阵海阔天空，浪漫过之。自己文章有错时不认……这些话虽简短，但可称持平之论，反映了王先生独特的文学批评精神。

　　但当时是容不下学术研究空气的，批判充斥一切，值得注意的则是批判《水浒》的事情，起源是这样的：南开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为新版《水浒》写了序言，山东一赵姓农民则全盘否定这篇序言，当然就是否定了《水浒》，由此掀起轩然大波。我将因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困惑向王先倾诉，从而使我与王先生的每一次见面，竟成了一次关于《水浒》的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宋江“农民起义”队伍的性质，我们的研究认为《水浒》中除陶宗旺外，无一人是“田家庄户”出身，于此推及《水浒》所表现的皆为中下级官吏、闲散人员、小商业者等，那么这个社会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关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就提了出来。

　　在讨论中，我记得王先生说过一句非常简略但却十分深刻的一句话：“《水浒》是个市民的玩意儿。”这句话似不经意说出，又带有王先生一贯的“雅谐”的色彩，若不用心可能就是一提而过，但这个意见却是他多年在古小说研究领域的收获心得，可谓一矢中的，点明了《水浒》的本质。如果按着这一思路进行，加以拓展，或可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在王先生的启发下，我依顺“市民”这一途径，展开对《水浒》的研究。现我就翻检当时的《水浒》研究笔记对此问题作一粗浅回述：一、为什么要把《水浒》置于市民的基础上？二、说《水浒》是农民阶级的作品是没有道理的。三、地主阶级改良派所作亦不够。四、《水浒》所宣扬的是破坏性还是报复性？五、流氓无产者的典型是否就李逵一个？六、《水浒》的“两面性”即造反性、投降性是否准确？七、《水浒》是在市民阶层中产生和发展的，各种思想掺杂其间以至传承若干代无法剥离掉……

　　如此等等，大约有二十几个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又请教了中文系的宁宗一、朱一玄、鲁德才等诸先生（还有历史系的明清史权威郑天挺、哲学系的中哲学家方克立、欧哲史专家车铭洲等诸先生，我将有另文专述），但最为主要的指导教师是王达津先生，经过王先生多次指导，我写成了题为《〈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的论文，几经辗转，于1975年的秋冬之季刊于《天津师范学院学报》，即今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发表后，从北京传来毛主席评论《水浒》的声音，主要精神是《水浒》宣扬投降，我与王先生主张的《水浒》是市民阶层的作品，显然与毛主席的提法相违背，是极其不合时宜的，理所当然地要停止，甚至要接受批判。至此，我与王先生的《水浒》研究就告一段落，这就像《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所说的那样：“可惜，伊文淹没在当时嚣肆的《水浒》研究热浪中，没有得到响应，若干年后才引起了关于《水浒传》‘市民说’的讨论。”

　　但是这一关乎我学术研究的“不幸”又成就了我学术研究的“幸事”，我得遇王达津先生，成为他的入门弟子，是王先生以《水浒》研究为例，向我传授了基本的学术方法，特别是他向我强调的古代朴学大师“考据”之法，至今还受益。如我完成的《东京梦华录》笺注，其手段、材料的搜集等等，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王先生的影响。尤为值得一书的是《〈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论文，其中亦渗贯着王先生的学术心血，是值得永久纪念和不应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