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读了你的《饥饿的女儿》。”这是虹影在成都三场见面会上，多数提问的读者拿起话筒的开场白。

　　近一百年来的华人女作家，前有张爱玲，后有虹影。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以某种方式外在于传统作家的身份，从而很难被纳入当下文学史；同时她们写作的内容，却又最揪心地内在于最中国的生活，从而不应该被将来的文学史遗忘。

　　虹影代表作品的集结再出发。4月8日、9日，虹影现身成都，携手梁平、洁尘、何小竹等四川文化圈多位好友一起，与读者深入交流，畅谈自己这么多来在外漂泊的生活、创作的心路历程，畅谈文学与女性、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

　　虹影代表作集结再出发

　　因为不能被将来的文学史遗忘，虹影的写作便始终在国内出版人惦记下。2000年，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饥饿的女儿》，在四川文艺出版社首次面市。去年（2015），虹影遇到四川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吴鸿先生，吴先生谈了读这本书的感想，让虹影心有戚戚焉，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15周年纪念版的问世，也有了《好儿女花》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首次结缘。

　　16年过去，《饥饿的女儿》已拥有全球29种语言的译本，累计销量五百万册。如今回到出发地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这里和它的续篇《好儿女花》团圆，加上最新中短篇小说集《你照亮了我的世界》，一个虹影作品的规模集结扑面而来。她的另一代表作《上海王》最新修订珍藏版也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由余男、胡军主演，即将于六月上映。同时，她的首部儿童奇幻小说《米米朵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可以想见，2016年将是虹影的丰收之年。

　　此次《饥饿的女儿》15周年全新修订珍藏版，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著名文学评论家费勇、著名文化批评家沈睿作序推荐。《好儿女花》修订近三百处，是虹影精心打磨下的完美版本。

　　黄发垂髫，共读虹影

　　4月8日晚上7点，成都太古里方所书店。离对谈活动还有二十五分钟，现场读者区，五六十个小板凳已满，且以中青年女性居多。一位满头银丝满脸安详满身素淡的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老奶奶告诉笔者，她已年近七旬，家就在附近，今天信步至此，就碰到了虹影的读者见面活动。她说，书中故事的年代，她经历过，见证过，“虹影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神韵”。

　　人群中，三个套着大一号白色校服的小女生，略带迷惘和稚气望着台上，不时互相细语。她们是成都三中的高二学生，其中一位说，前几天刚刚看完《饥饿的女儿》，从虹影微博得知了今天这场活动。“书中哪一点吸引你？看完什么感受？”她想了想，认真地说：“真实吧。”

　　签售环节，排队长龙中一位高个帅气的小男生，捧着一摞虹影作品，粗看共有二十五六本。他是川师的研二学生，专业是地理学，今天肩负着外地网友和学校同学的重托，来找作者签名。

　　4月9日下午，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读者区后排一位戴着眼镜的老爷爷，手上捧着一本200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饥饿的女儿》。老爷爷今年已74岁，今天特地从郊县龙泉赶来市中心参加这场活动。他说：“从2000年这版开始，我就一直购买虹影的书，现在家里已经有十几本。”为什么对虹影的书这么钟爱？“因为她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感受，说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不能说、无处可说的话。”

　　成都像上海，重庆像北京

　　在与好友的对谈中，成都与重庆的双城记，是一个频繁涉及的话题。虹影说“重庆男人的鞋子，甚至重庆女人的鞋子，很少有干净的。因为那个地方下雨，我今天是在雨中坐着高铁从重庆来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垃圾，这个地方的人几句话不对挥拳就上来，刀子就拿出来了。这跟成都不一样。成都有点儿像上海，重庆有点儿像北京。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又脏、又瓷、又火爆的重庆的性格里面长大的，这个性格是在我的骨子里面的，我有些书写的勇气，很多写作者不具备，与重庆人的气质很吻合。”

　　“成都阴柔，有历史底蕴，冲击力和爆发力相对比较温吞；重庆火辣，强悍，带劲。”虹影特别感谢成都购书中心，因为她最初来成都，在购书中心，才知道原来成都的读者这么喜欢《好儿女花》，当时住在锦江宾馆，有读者去把住宿费悄悄代她付了，还给她送金项链。不过，虹影也多次强调，她的写作并不特别强调地域性，《饥饿的女儿》不仅写重庆，也写的整个四川（虹影一直把自己当四川人），不仅写的四川，也写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再后来，她可以写二战后的英国，写印度，写大上海。

　　“我真的是很多人转世的一个人。当年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本书讲个故事。所以我是讲述人，是那些饿死的人的代言人，上天选中了我。”虹影对自己的讲述职责给出这样的回应。

　　张爱玲不依赖男人，萧红总是找错男人

　　洁尘在对谈中感慨虹影讲故事的天赋惊人。“身为同行，看虹影的作品，不是看故事，而是看文字，呼吸，结构，在这些方面，虹影的天赋是惊人的。”虹影让洁尘想到萧红，两人作品中透出的那股元气，是相通的。

　　虹影则认为，萧红比较幸运的是遇到了鲁迅，当时的中国没有《生死场》那样的作品，在鲁迅的授意或暗示下，萧红才写出了《生死场》。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就是与世界的关系，因为男人就是女人的世界。但是萧红总是找错男人，把自己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张爱玲则比较自我，不依赖男人，不过，1951、1952年离开母语写作的土壤，张爱玲就枯萎了。

　　《饥饿的女儿》是作为女儿写母亲，《好儿女花》是作为母亲写母亲

　　有读者问道，《饥饿的女儿》中的母亲形象和《好儿女花》中的母亲形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差别？虹影说，《饥饿的女儿》是我作为女儿的时候在写母亲，《好儿女花》则是我作为母亲的时候在写母亲。只有做了母亲，才懂得体会身为母亲的艰难。

　　正如她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四川人，讲普通话固执地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发着一pei（批）快luo（乐）的吐词，在对谈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虹影从不回避什么，总是直面问题本身，就像她的作品，也像这个人。

　　有人在《饥饿的女儿》中看到太多的苦难和冲突，然而阿来却读出了“通过这种人类伟大的情感达成的宽恕”。有人在《好儿女花》中看到了难堪，但沈睿说《好儿女花》“是虹影给世界的自白，独语自白，坦率地谈出一切，好像谁在命令她交出她的所有秘密，她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世界面前暴露一切。”虹影所描写的重庆，那里的市民却推举她为城市形象大使，这意味着，虹影的写作，真正打到了重庆人的心里，把重庆人意中有语中无的情感体验充分展示给了世人。

　　虹影说：“1996年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是分别作为女儿和母亲来写母亲，同时也献给了她的母亲和女儿，从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母亲和女儿交织出的绳索，不是捆缚，而是提拉着虹影，一步步攀登她的写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