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争吵中的哈萨克人，只要有一位引用阿拜的诗句或箴言来说服对方，冲突便会戛然而止，双方很快就会握手言和。这种情景，在哈萨克草原上并不鲜见。”

　　这是诗人沈苇所著《新疆词典》的第一个词条“阿拜”的开头，这本词典一共囊括了关于新疆的111个词条，涉及十几种文体。

　　沈苇本是浙江人，但他在新疆一呆就是27年，他曾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青，向往边疆，常常脑子一热，带上简单行李，怀里揣很少一点钱，坐上绿皮火车就远行新疆、西藏而去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大多热爱北上广，喜欢大城市，喜欢到‘中心地带’去当‘沙丁鱼’。这是两种不同的时代氛围。”而他调侃自己是以“迟到的盲流”和“无知者”的身份闯入新疆的。

　　他在新疆做过教师、记者，现为新疆作协专业作家，《西部》文学杂志总编。“如果我不离开浙江，不离开江南，不去新疆，也会写诗，但我的写作肯定不是目前这种状态。”

　　蓄须让沈苇看起来有点新疆人的感觉，不过陈丹青对他说：“你看起来还是南方人。”关于蓄须，沈苇还有一个好玩的说法：“我发现大部分留胡子的人比不留胡子的人要害羞。”

　　现在回到浙江，别人都认为他是新疆人，而在新疆，别人又觉得他是南方人，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了。不过沈苇认为这种身份分裂感和尴尬挺真实的，倒不是坏事情。

　　沈苇觉得在这二十几年中，新疆和自己是相互的捕获者。“第一故乡给了我启蒙，第二故乡给了我启示、教诲。我是新疆的新移民。移民是试图与远方、与异乡结合的人，而异乡无疑是移民最好的、也是谦卑的课堂。”

　　这两年沈苇也有往内地调动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一方面是情感的因素，“情感是跟时间有关的，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你对它的情感就越深，所谓日久生情嘛。写作正是从这种情感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新疆还在吸引他、捕获他，“我觉得还没待够，即使暴恐事件也没把我赶走。”

　　沈苇说，在新疆生活的一个有福之处，在于可以欣赏自然、人文、民族等各个层面的差异性。抹去了这种差异性，新疆就不能称之为新疆了。在新疆文学界，有很多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双语作家，沈苇平时和他们交流较多，同时他主编的《西部》文学杂志也在不断发掘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

　　在沈苇来上海参加活动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新疆词典》的写作和新疆的多元文化等问题专访了沈苇。

诗人沈苇

　　新疆的魅力在于差异性和多样性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新疆表达”的说法，它具体指什么？

　　沈苇：老实说，新疆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好的“表达”。因为表达上的失语状态，使其主体性和内在的真实性没有得到很好呈现。新疆以前用的旅游宣传口号是“魅力新疆”，然后我到网上一查，发现全国从省到地区到县到乡到村有300多个“魅力XX”，这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魅力”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再用到新疆身上其实是在矮化新疆、遮蔽新疆。一说起新疆，我们总想到“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等，把新疆变成审美消费的对象，却唯独忘掉了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我曾在一篇访谈中讲到，对于新疆，与其一味强调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还不如多讲讲“人”。“人民”不是个抽象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在边疆，哪有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只有一个个的人、一颗颗的心啊。当文学越过民族的边界，就能找到属于人的表达。

　　关于新疆，我在《新疆词典》里提到了几种表述：我曾称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南疆北疆都是它的页码，沙漠绿洲雪山草原都是它的文字。我也曾称它为“启示录式的背景”，世界上三大宗教，有两个就是产生在沙漠背景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一词拉丁文的原义就是“恐惧”，人有恐惧，就会寻找上帝，就有了信仰。人处在戈壁沙漠中，在荒凉的大背景下就会有坚定的信仰，也会有强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上帝是公正的，他将一块土地变成沙漠，变成不毛之地，但同时将石油、天然气等藏在了地下，地下有宝藏，所以我认为新疆虽然表面上是荒凉的，但它骨子里的文化是灿烂夺目的。这也是一个表述。

　　《新疆词典》没有前言和后记，所以这次我来之前特别写了两首短诗作为前言和后记，这也可以当做我对新疆的表述吧。前言我写了三句：“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她愿意成为我的一本书吗？因为它已是大地的心经和原典。”后记我写了两句：“我找到了爱她的111个理由，同时得到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忧伤。”

　　我们再来谈一谈新疆的精神状态。我想到一个词——正午。新疆的精神状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午时分的寺庙拱顶，同时结合了生命和死亡、阳光和阴影。新疆历来在政治上与中原关系密切，但在精神气质等方面，西来文化对它的影响很大。生活在新疆，饮食、人的举止个性、思维方式等方面有某种欧洲特点，甚至带有一点土耳其、希腊、印度和阿拉伯的味道。我们常说新疆是四大文明融汇的地方，塔里木盆地是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现实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的边缘，就是地理学中的特提斯海，因为大陆架运动，后来古地中海慢慢萎缩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我觉得这股地中海的精神一直融在新疆的血液里。在《新疆词典》最后一篇“正午”中，我提到过这种正午的积极态度，不像现代人一味地通过病态、畸形和虚无的东西来反抗。加缪将地中海精神称之为“正午的思想”，他说：“如果说，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崇高的悲剧，而不是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所以说，我们讲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归根到底还是在讲人，虽然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到新疆，首先还是受到地域的感官冲击，一种自然的震撼。所谓的新疆精神，所谓的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就是一种反抗虚无和死亡的精神。从这一点上讲，虽然现在新疆的处境有些艰难，但是我对新疆的未来不绝望。新疆绝不是“暴力”的代名词，那里的人们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吃饭、睡觉、生儿育女等等，这种日常性才是更为真实的存在，它是不可颠覆的，就像天山、昆仑一样不可颠覆。请问，谁能颠覆天山、昆仑？

　　沈苇：内地文化是很单一的文化，有时候在江南待着跑来跑去，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新疆的魅力在于差异性，民族之间、文化之间、习俗之间的差异，这种东西是非常有魅力的。差异性如果被抹杀的话，新疆也不是新疆了。差异性给新疆文化带来一种混搭色彩，新疆文化是一种混搭文化。混搭文化是很有魅力的文化，就像女孩子喜欢波西米亚风格，它就是身体上、衣饰上的混搭文化。拉美就是混搭文化地区，所以拉美才有印第安文化和殖民文化的糅合，最后产生了拉美文学爆炸。古丝绸之路也是混搭文化，地中海地区也是，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

　　混搭文化很有魅力，你感觉到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可以互为镜像，互为映照和参照。在混搭文化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可以延伸到印度、希腊和罗马文化，可以延伸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体系。尽管混搭出来的是一个小地方、偏远地方，但是延伸出去的东西太多了。混搭文化几乎代表着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我觉得它对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

　　澎湃新闻：混搭文化是不是只有诗人的细腻才能敏感地体会到？

　　沈苇：不单单是写作者，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能受到启发和影响。长期生活在一片土地上，文化之间的交融、相互影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比方说，很简单的，汉族人会去吃维吾尔族的馕和烤肉，吃哈萨克族的手抓肉，喝蒙古族的奶茶，饮食就是一种对话和交流。

　　新疆的汉族人受了很多少数民族生活习性的影响，他们好客直爽、感性热情，就是受少数民族影响的，新疆汉族和内地汉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在新疆，大家一起吃饭很有仪式感，南方好像没有这种仪式感。在新疆吃饭前，请客的人一般要站起来发表演讲，汉族人吃饭也是这样的，关于“今天为什么要请客”，要发表头头是道的演讲。

　　吃完饭，在南方好像就一哄而散了，而在新疆，一定要请一个身份地位高一点，最好年龄大一点的人发表总结，把每个人都要点评到。我遇到过一个在喀纳斯景区工作的朋友，他写诗，会唱歌，可以现场把每个人的特点汇集起来编成一首歌，把客人的长相、职业、性格特点等编到歌里去，最后唱一遍作为总结。

　　新疆人喝酒比我们江浙要文明、浪漫，我们江浙人最后一点酒要倒给一个领导或一个老板，叫发财酒，新疆的最后一点酒要倒给长者、女士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叫幸福酒。幸福比发财更重要、更高级，发财的人不一定幸福，幸福的人可能很穷，但他就是幸福。喝酒的这个仪式，新疆人无疑比江浙人有文明高度。这也是日常的文明，各民族之间相互受影响。

　　澎湃新闻：那这种混搭文化是不是只有异乡人才更容易感受到？

　　沈苇：不一定的，因人而异。异乡人在今天是指移民、外来者。但我恰恰看到很多外地去的人对新疆的描述经常是浮光掠影的，甚至是以讹传讹的。当然本土的人，由于生活时间长，容易引起感受上的麻木和迟钝。作为出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确需要一点跳出地域看地域、跳出自己看自己的勇气。

　　作为外来的人，即使你是一名游客，也应该更多深入了解新疆，不要只是看新疆的风景，看大山大水，也要了解民族的心声，与人接触，才能有更大的观察和收获。现在常有内地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经常到新疆生活一段时间，住在村子里面，这样就有深入、细微、真实的体悟。

　　澎湃新闻：南方人到新疆和新疆人到南方会不会有利于打破文化边界？

　　沈苇：对。人的第一故乡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村庄无法选择，但是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人在地域变迁和文化反差中受益无穷，会从单一的人变成多维度的、开放开阔的人。当然变迁中也有冲突，不可回避的文化冲突。

　　比如内高班（编者注：内地高中班，让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他们在新疆有的初中毕业一句汉话都不会说，他们到内地要先学汉语。内地这些城市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新鲜的地方，他们要适应，要和汉族人接触，困惑和冲突是必然的。但人是可以沟通的。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内高班的报告文学集，内地的汉族人、老师为了那些孩子真是付出了好多心血。这种沟通我觉得是可能的，交流也是必须的。

　　我认识一个维吾尔族男孩，现在是我的诗友，叫麦麦提敏·阿卜力孜，1992年出生，他是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就到北京通州的潞河中学学习，潞河中学是全国第一所办内高班的中学。他去的时候一个汉字都不会写，一句汉话也不会说。但几年下来，他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他的班主任在北京好像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培养他用汉语写诗。他现在在江苏上大学，今年应该毕业了，已经出了两本汉文诗集，还获得了我们《西部》杂志的“西部文学奖”。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维吾尔族诗性思维和优雅的汉语言结合起来后，造就了一匹诗歌黑马。

　　《新疆词典》，沈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版。

　　写作者需要打破文化和语言的界限

　　澎湃新闻：《新疆词典》中的词条是您事先规划好的还是之前文章的汇编？

　　沈苇：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为我的写作主要是诗歌，散文对我来说是诗歌的延伸和拓展，也是诗歌之外的一种表达和补偿。持续写诗就像在建一座城堡，我在这座城堡旁边盖了一个房子、一个驿站，它就是《新疆词典》。它提供了理解新疆、进出新疆的一些通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跨文体的写作。因为我对目前散文的写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诗人和散文》，他认为一个诗人在散文中学不到什么东西，但相反，一个散文家在诗歌里可以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专注力、凝练和警觉高涨的情绪等。

　　而且我发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特点，在我接触的小说家里面，一流小说家是喜欢诗歌的，会读诗，探讨对诗歌的感觉，二流小说家则对诗歌没有感觉，三流小说家排斥甚至是痛恨诗歌的。我上次在广州参加“花地文学榜”的颁奖典礼时碰到了毕飞宇，他的短篇小说是很出色的。他说自己短篇小说的灵感几乎全部来自于诗歌，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还有就是现在散文的写法越分越细，有一种不好的“专业化”、“分类化”倾向。古人只有“诗”和“文”的区分，诗歌之外的文体都属于“文”，包括笔记、话本、杂剧、小说等。而我们现在散文的“文”分得越来越细了，就像大学里的分科一样，有理科、工科和文科，各科里面也分不同的系和专业，例如我女儿在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就读，光生科院里面就有三个专业：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我问她这三个专业有什么区别，她说大同小异。分得太细了。散文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我在诗歌写作中提到“综合抒情”和“混血的诗”的说法，讲求的也是综合性。当然边界在文学中是存在的，在文化中也是存在的，甚至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新疆词典》的写作体现的是一种跨文体的追求，就像现代学科里的“超文本”概念，当然这也是越过语言边界的一种努力。新疆有52个民族，我们需越过各民族的边界找到一种超越个人经验、体现他者自我化的言说，也就是“为他人”的言说，这是文学的基本伦理。作为作家的那个“我”，不单单是一个作为自己的“我”，“我”身上还可能活着他人的灵魂甚至动植物的灵魂、大地和星空的灵魂。

　　沈苇：我们再来讲一讲“混血的诗”，我一直觉得诗歌是一种阴阳并济、雌雄同体的艺术。“西部文学”这个概念太符号化了，什么“雄壮”啊、“豪迈”啊，其实西部既可以是太阳照耀下的阳刚的西部，也可以是“明月出天山”意境下阴柔的西部。

　　我在新疆生活了27年，有时会感觉到光凭诗歌来表达新疆已不够了，需要其他一些文体的努力，来激发我、推动我。包括办杂志也是以“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为办刊宗旨，谋求地方性和国际化的结合。所谓地方性，就是《西部》杂志要立足西部，国际化则是指一定要有国际视野，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除诗歌之外，我还写了一些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诗等，就是想从多方面来呈现新疆。

　　澎湃新闻：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您有身份认同的焦虑吗？向别人介绍自己会说自己是浙江人还是新疆人？

　　沈苇：有尴尬，有冲突，有矛盾，但都挺真实的，不是坏事情。会有这种情况：回到浙江，他们不承认我是浙江人，说我是新疆人；到了新疆，他们又说我是南方人，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了。在他们的种种“假想”中，我就变成悬空的、没有立足之地的人了。

　　我写过一首诗叫《两个故乡》。但我现在觉得两个故乡已不存在——浙江和新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了。从现在的生活来说，空间的概念已经不太重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往返新疆坐火车，四天三夜，81个小时，有时候坐票买不上还要站上一两天。林则徐当年发配伊犁充军，从北京到伊犁走了一百天，放在那个时候，我要是一去新疆可能一辈子就见不到父母亲了。

　　现在回浙江一趟很方便，我早上早点出发，坐飞机到虹桥机场，然后再坐车回家还赶得上吃中饭，半天就到了。现在，人的距离不在空间上，人的距离在心里，空间已不是距离概念。说到前面《异乡人》这首诗，我是移民，移民就是异乡人，是“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古人回到故乡是“物是人非”，小时候的房子、种的树都在，但是人都变了，上一辈去世了，同辈变老了。现在叫“物非人非”，环境被彻底改变，乡村被连根拔起，人真正的故乡回不去了。

　　故乡是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着语言和诗歌。母语是写作者最后的故乡了。我曾说自己得了西部和江南的地域分裂症，我是一个有裂痕的人。《异乡人》那首诗里说，自己就像一只破皮球，被江南和西域两只野蛮的脚踢来踢去，但这样并不痛苦。成为这样一个人，既是分裂的，也可以通过写作去治疗的。通过地域分裂、文化分裂甚至内心分裂，我更热切地去寻找一种完整性。

　　（陶越彦、李静云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