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小难民自述》，说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小岵”与全家人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南京辗转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终于逃到了云南昆明。惊魂甫定，只有13岁的她记录下了那八千里路的战火和尘土，其文字真实、动情、充满细节。　

　　抗日战争中的小难民

　　“小岵”是笔名。她的本名叫吴大年。

　　吴大年的父亲吴鼎（定九），祖籍江苏常州，是中国新闻界的知名前辈。吴大年12岁那年的暑假，同时考上了南京女中和中央大学实验中学。

　　就在吴大年满心欢喜地等待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走到了1937年的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八一三”淞沪又起烽火，日本军队向着民国首都南京步步逼近。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吴大年的外公把一家老小送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铜井镇暂住。

　　站在铜井镇的小路上，大年能看到一架架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从头顶上空飞掠而过、去南京执行轰炸任务。“中秋节后的那一天，是南京城遭敌机轰炸最剧烈的一天。火光冲天啊！那火的颜色，红得吓死人。”吴大年回忆。

　　南京沦陷的十天前，吴大年的外公带领这一家九口——他、他夫人、他女儿、他女儿的三个孩子、他女儿丈夫的妹妹、他的儿媳和孙子——踏上了逃难的漫漫征程。

　　逃难：从南京到昆明

　　外公带着一家子人，辗转在安徽各地寻找安全地带。在一条小民船上飘荡了两天之后，他们来到安徽和县，并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就在他们以为找到了一处诺亚方舟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向他们迎面袭来。

　　在《小难民自述》里，吴大年详细地写下那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个晴朗的早晨，她和妹妹出门买早点，忽见“居民们非常惊慌，有背着铺盖卷儿的，有夹着小包儿，挽着小皮箱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向城外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日军来袭，一家人赶紧准备逃难。一开始慌张到了什么地步？她舅母竟把小儿子头朝下、倒背在了身后。日军的枪声越来越紧，夹杂着隆隆的炮声，他们一家人裹卷于汹涌的人潮中，在狭窄的道路上疯狂逃命。他们在最后关头逃出了县城，藏身于一处乡间。几天之后，他们回到和州，发现日军已将那个小县洗劫一空，杂货店、鞋帽点、水果店无一幸免。他们暂住的房东家里一个年轻的媳妇也被掳去，抛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孩。

　　安徽是呆不下去了。大年的外公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新生儿杨凯的父亲）在武汉工作，便雇来一艘木船，准备走水路去汉口。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国民政府将所有的民船征用一空。外公临机应变，决定先去含山，然后一步一步往武汉靠。那个时候，公路上全是军车，逃难的民众只能选择走乡间小路。唯一的代步工具，是一种“独轮车”：即一个木板架在一个独轮之上、由人推行的车子。

　　对于当时行走于小路上的逃难人群，《小难民自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同胞，很早地赶着路。也许是因为经济的束缚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车，壮年男子却束着腰带、拄着拐杖，很困难地移动脚步。他们辗转流亡，为了什么？为了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在黑暗中生活啊！”

　　和难民们朝夕相伴的，除了沉默的大地山河，便是呼啸的日军战机。从安徽到江西、再到湖北的那一路，日军的轰炸始终相伴。空袭来的时候，很多地方没有警笛，只能通过敲锣来发出警报。一次，一架日本战机就在离吴大年不远处的上空掷下一枚炸弹，当场炸死9人，炸伤7人。“我当时清楚地看到了那架飞机，看到了机翼下的太阳旗，我甚至觉得自己看到了日本鬼子的飞行员。”吴大年说。那段日子留给吴大年两个鲜明的记忆画面：一是逃难的人群，他们一个个都披头散发、六神无主；一个就是日军空袭的飞机，它们像母鸡下蛋一样撒下炸弹。

　　好容易，吴大年一家走到了九江，与在武汉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乘轮船到了武汉。随后，他们又在武昌租了民房，住了两个月。就在武昌，吴大年的外公决定，带着一家人继续西行，去大后方云南昆明。外公曾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在那里有不少亲朋好友，但这个决定做得并不轻松。“他担心我们这些孩子从此离乡太远，”吴大年说，“在做出决定之后，外公曾经跟我母亲感叹，说，从此后山高路远，这些孩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乡。”

　　他们从武汉乘坐火车前往长沙。这一段，显然要比之前“步行+独轮车”的路程轻松很多，只是他们依然不得安生：火车作为地面上活动的巨物，几乎是空中战机的活靶子。因此，火车只敢在夜里开，而不敢在白天开。而即使在夜晚，也会开着开着突然停下，一车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个时候，吴大年跟全车的人一起，非常无奈地躲在车上，希望不被敌机发现。

　　到长沙之后，吴大年的外公联系到云南公路局的一部卡车，取道贵州、开往昆明。终于，在1938年5月下旬，这一家人安全抵达了西南大后方。

　　顾颉刚和冰心助书出版

　　对于年少的吴大年来说，将逃难的经历写出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宣泄；而这本书真的得以出版，则牵涉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人的力量。

　　到了云南昆明之后，吴大年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但她的心依然不平静。“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吴大年说，“我想用我的笔来赞美祖国的雄伟壮丽，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想写出普通的中国人面临强敌不甘屈辱的精神，让生活在‘后方’的人们知道战区人民的苦难和牺牲。我那些想法也许是很幼稚的，但我的外公、妈妈还有一些难友们都很支持我，鼓励我快快写出来。”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月，吴大年写出了4万字左右的《小难民自述》。完稿后，外公杨若给她起笔名为“小岵”。“岵”字的原义是“有草木的山”，源于《诗经 魏风 陟岵》中的“陟彼岵兮，瞻望父兮”一句，寓意是纪念她的父亲吴鼎。

　　吴大年写了这本书的消息，传到了她所在学校的两位老师耳朵里。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记者，因为吴大年所在的“益世补习学校”，是“益世报社”的创办人雷鸣远办的。雷鸣远本是比利时人，因热爱中国于1928年加入中国籍，在担任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的时候创办了益世报社。1938年，益世报迁到昆明，雷鸣远办报之余，还为沦陷区流亡到昆明的失学少年办了补习学校，而他报社的许多记者都到那所学校兼职教书。

　　了解到吴大年写书消息的那两个记者，一个叫李南江，一个叫方豪。他们看了吴大年的书稿，就热情地替她联系出版。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力度”，他们先是请雷鸣远先生题了字，随后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题写书名，还请冰心先生给全书作序。冰心先生在序中称赞作者：“小小的十三岁年纪，能够清晰不紊地追写她的沿途印象和感受，写至数万字之多，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1940年3月，“小岵女士”所作的《小难民自述》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

　　在李南江和方豪的安排下，吴大年见到了冰心和顾颉刚。时至今日，她对那两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

　　在冰心先生家的小院里，吴大年坐在一棵果树下的小板凳上，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坐在她的身边。吴大年记得，那院子被打理得干净雅致、草木扶疏。冰心非常和蔼，教诲她好好学习外文，多看中外名著，多练习写作。“冰心先生希望我能因为‘出版’的鼓励，能多学、多看、多写，”吴大年回忆道，“她希望我能再继续写作五十年。她说，十三岁的时候，不过是个萌芽，是个启明星；那浓密的树荫，璀璨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后的。”

　　如果说冰心拥有的是一种优雅的文人情怀，那顾颉刚的身上就散发着不拘小节的学者风范。吴大年记得，顾颉刚住的房间十分凌乱，书桌上堆满了书。顾颉刚提出要请大年下馆子吃午饭，临出门前找了半天的袜子。“顾先生勉励我多学历史知识，”吴大年说，“后来，我报考了历史系，多少是受到了那次谈话的启示。在那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越来越能理解先生那些话的深意。”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吴大年身上很是恰当。到昆明之后，她不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冰心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亲身教诲，还在高中毕业时考入了传奇的西南联大。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她听到了雷海宗、邵循正、刘崇鋐、郑天挺、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课；而因为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思想，她还上到了沈从文的国文、李赋宁的英语阅读，王佐良的英语作文，陈岱孙的经济学，李继侗的生物学……青春时代的吴大年，在知识殿堂中体验着向往已久的自由与快乐。

　　解放后，《小难民自述》并没有再版，吴大年家中的两本书渐渐成为“孤本”。吴大年说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虽是‘过去’，但并未‘消失’；真实的历史是永存的，它永远警醒着、滋润着‘现在’和‘未来’。”如今，江苏人民出版社完成了老人家的心愿。

　　35幅写意画艺术还原历史场景

　　与1940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难民自述》相比，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再版的这本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文字由原来的竖排改成了横排，更为符合今日读者的阅读习惯；第二个，就是文字中还加入了35幅写意画。

　　这35幅写意画，既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又富有艺术表现力，看上去很有丰子恺的画风。出版社在有了为新版《小难民自述》增入插画的想法后，就是抱着这样的要求，去广为联系画作者的。最终，常年旅居北京的青年画家吕杰晓的作品赢得了出版方的认可。“我确实被书中的文字打动了，”吕杰晓说，“为了创作这组插画，我把书稿全部通读了不下3遍，每个适宜作画的地方，我都仔细揣摩，还参考了很多相应的民国照片。”

　　书中插画，每一幅所表现的具体场景，都是书中文字的内容。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字，配上形象美观的插画，图文并茂，使得读者更加容易感受到《小难民自述》中的一幕幕场景、一段段心绪。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历史学家钱乘旦揭示小书大意义

　　新版《小难民自述》出版过程中，历史学家钱乘旦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本书作者吴大年女士不是别人，就是他的母亲。钱乘旦为新版《小难民自述》专门写了1000多字的“题记”。他说：

　　“中国自1840年以后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人民涂炭，国家危亡，在日军大举侵犯之下，中国军队虽英勇抵抗，却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水深火热，生命朝夕不保。一个羸弱的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在今天的青年人心中，已经很难体会了。我母亲却生在忧患，小小年纪，经受了数千里逃难的历劫，沿途饱尝日军轰炸、追袭之苦，目睹了中国百姓的死亡与贫穷，幼小的心灵中滋生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又充满着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期待。”

　　“题记”对母亲年幼时的逃难经历与《小难民自述》出版过程作了说明，并抚今追昔，以一名历史学家的眼光，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节点，对今天我们重新出版这本小书的意义作了生动的揭示。他写道：

　　自《自述》出版至今，已75年过去了，当年那积贫积弱的中国早已不再，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如火凤凰再现，创造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世界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却不能丢弃，过去的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无穷的警示，激励我们永远奋斗，自强不息。今天的年轻人，如果能从当年那小难民的自述中读到一个弱小的中国小女孩幼小心灵中的家国愿景、她的期待与希望，就能够稍稍体会到他们的祖辈经历了什么，以及这些经历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年，2015年，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小难民自述》的再版，向我们再现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它尽管苦难，却是通向复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