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长岁数了，不只是30年，而是更为漫长沧桑的150年。专攻中国近代改革史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雪珥，在其新著《绝版恭亲王》中提出，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延续、连贯的整体。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媒体的共鸣和关注。
日前，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会同文汇出版社，在京举办了雪珥改革史新著发布会暨恭亲王研究座谈会。与会学者们呼吁，应当大力加强对近代改革奠基人恭亲王奕訢的研究，汲取历史养料，为当今改革“资治通鉴”。
著名文化评论家解玺璋担任本次研讨会主持人。国家清史办主任石雅娟，清史专家阎崇年，恭亲王奕訢的曾孙、著名书法家毓嶦，明清档案专家、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秦国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图书馆副馆长向斯, 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者邓聿文，晚清历史及王府文化研究者京梅等众多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提出将大力挖掘恭亲王在中国改革史中的经验和智慧，为当下的改革提供历史镜鉴。
根据对大量海外原始史料的研究，雪珥提出，从1860年代开始至今，Reform（改革）始终是西方视角关注中国的最主要的主题词，其出现的频度甚至远远超过Revolution（革命），成为一个历经150年而经久不息的话题。恭亲王奕訢作为中国150年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却被长期矮化和忽视。雪珥新著《绝版恭亲王》试图以海外史料对此重新解读、还原。
恭亲王奕訢几乎一手导演了晚清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出现了“同光中兴”，那些被后世景仰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恭亲王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和“总设计师”。恭亲王的改革思路、策略、技巧，成为晚清乃至后世改革的精神源泉与实践样板，而恭王府则长期成为中国真正的权力中心及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令世界瞩目。
恭亲王在改革初期，面对内忧外患，积极扩大执政基础，勇于并且巧妙地突破祖宗成法，使得一大批汉族官员及外聘的洋干部，在挽救危机、提升执政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经历了20多年的外患之后，恭亲王开始探索新的外交体制，从东亚的宗藩体制走向全面的条约体制，为中国争取到了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并对之后的中国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外交官、记者、传教士们均留下了大量涉及恭亲王的史料，在英、法、美等国的官方文献，如议会辩论记录、外交报告中，也有大量涉及恭亲王的内容，恭亲王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成为世界了解和解读中国的窗口。
因现实政争的需要，自从慈禧太后独立掌舵后，恭亲王的历史地位就受到长期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纳入国民党党史话语体系，恭亲王的历史作用更被忽视。至今，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王府，恭王府所接待的绝大多数游客，只是将此作为和珅的故居，而极少关注其影响及于今日的恭亲王。
与会专家认为，应当从中国“大改革开放史”的角度解读恭亲王。恭亲王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当今改革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几乎都能从中恭亲王主导的晚清改革中找到历史参照物，包括处理稳定与发展、“左”与“右”、效率与公平等的关系，减少改革阻力，把握经济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节奏，扩大执政基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