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这本书以第一手采访，结合相关史料，再现了粉碎四人帮，以及十一届三种全会前后的中国政局。作为近年来影响巨大的纪实文学作者，叶永烈写过科普作品、科幻小说、纯文学作品，拍过18年的电影并得过百花奖，出版作品累积约两千多万字，其经历颇有传奇色彩。
日前，68岁的叶永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到自己的屡次“转型”时说，“作家就是作家，前面最好不要加定语，就像木匠……你不能说他是桌子木匠或凳子木匠。”
潜力“化学家” 上化学系是“曲线救国”
新京报：你的著作特别多，统计过吗？
叶永烈：本来我不知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50卷的文集，他们统计，到1999年为止，不包括我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作品，有1600万字左右。1999年到现在，大概也有好几百万字。
新京报：从科普到电影，又到传记文学，你纵横的领域非常宽泛，这些“转型”是随遇而安还是别的原因？你个人更喜欢哪种生活？
叶永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的人。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我还写过相声，出过相声选集。我还写过诗，写过寓言。近年来，我主要写纪实文学，有人称我为“传记作家”。我觉得，作家就是作家，前面最好不要加定语。就像木匠，有时做桌子，有时做凳子，你不能说他是桌子木匠或凳子木匠。我最喜欢的还是当电影导演。我也喜欢写纯文学小说，因为写小说无拘无束，很“潇洒”。
新京报：你从小爱好文学，为什么报考北大化学系？学化学对你后来拍电影、当作家起了什么作用？
叶永烈：我当时很想报北大中文系，可这个专业每年只招50个人，还有一半是调干生(即在报社工作一段时间后直接入学者)。我姐姐是念化学的，所以我选择了北大化学系。父亲听说我考化学系很高兴，说将来可以做雪花膏、做肥皂什么的，总有一碗饭吃。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曲线救国”。因为北大化学系每周上课只有两天半，我有大量时间看别的书，写杂七杂八的文章。我要是上中文系，就写不了《十万个为什么》，也写不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化学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事实是最高法庭，我现在写纪实文学，追寻的也是事实真相，我会在写作中自觉进行科学的推演。我还会加注这是几月几号的谈话，这样做纪实文学的作家并不多。
新京报：如果你后来一直从事化学研究，你认为自己会做出成就吗？
叶永烈：会。其实我非常喜欢化学，动手能力也很强。我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化学学报》上———你可以知道我当时的水平。我的老师李安模对我很器重，他后来当过北大的副校长。
科普作家 敬佩揭露“纸老虎”的科学家
新京报：你是怎样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的？
叶永烈：大二时我写了一本书《碳的一家》，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编辑曹燕芳当时还在编《十万个为什么》，让我为化学分册试写了5篇，她看完后很满意，就让我写下去。
新京报：科普领域，你更为人所知的是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电话的命名跟这本书有关吗？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第一次印了300万册。当时，我一家四口挤在11平方米的房子里，《光明日报》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时吃了一惊，当即写了情况作为内参发表，说我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创作。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看了，批示要改善我的生活条件。后来，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第一批8位专业作家之一———这一次，我彻底转到文学的轨道上来。
小灵通手机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是经我同意、授权的。小灵通手机现在用户已经近亿。
新京报：你现在还写科普作品吗？
叶永烈：我已经多年不写科普作品了，因为我早已不做科学工作。但是，我仍应邀出任种种科普作品选集的主编。目前在主编《中外少儿科佳作丛书》。
新京报：陕西的“华南虎事件”已经有了结果，周正龙承认了造假，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及国内的科普环境？
叶永烈：只有在科学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候，才能彻底改善科普环境。今天从珠海飞回上海途中，我很仔细读了关于周正龙承认造假的报道。我的感想有四：一是敬佩好几位科学家在“纸老虎事件”发生之际，就勇敢指出这是在造假；二是相关官员为“纸老虎”作伥，权力跟造假相结合，是“纸老虎事件”的症结所在；三是反对科学造假仍任重道远；四是揭露“纸老虎事件”，网络、博客显示了民间舆论的力量。
电影导演 快枪手拍“内片”
新京报：在从事纪实文学前，你还做过电影。大学时你似乎没为自己制定些人生规划？
叶永烈：我写作无计划，人生也无计划，总是审时度势来定，可能我的选择都很勇敢。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上海仪器研究所，只待了一个月就跳槽到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当时，他们正把《十万个为什么》搬上银幕，名为《知识老人》。我们的系主任严仁荫教授说，我白教你了！还有很多同学骂我是化学系的“叛徒”。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新京报：听说你还给毛泽东拍过内片(供内部观看的电影)，怎么会接到这项任务？
叶永烈：这种“中央交办”的影片从接任务到出片，一般要求是十天到半个月，需要非常快的速度。我虽然在“文革”中挨批，但业务能力是公认的，他们不得不请出我这个“臭老九”。我们在上海市政协的大楼里享受着拍样板戏的待遇，我拍了很多京剧唱腔、杂技———当时并不知道是给毛主席拍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时，影片还曾经展映过。
新京报：说说你1979年拍摄的电影《载人航天》吧。
叶永烈：当时，我写了一个拍摄提纲寄给七机部(航天工业部)。后来钱学森(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告诉我，中国从1971年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宇航员了，我就说我们能不能去拍宇航员训练？他说可以，这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后来出版《飞天梦———叶永烈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需要报审，我拿出了当时的一些照片，国防科委的审查人员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不知道1979年我国就在训练自己的宇航员。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片子没有公映吗？
叶永烈：说起来这里面还有故事。当时，我用肖勇的笔名在《科学生活》杂志上写了《载人航天》拍摄散记，配了几张宇航员训练的照片。本来没人注意，可《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科技报》在同一天转载了这篇文章，一下子就轰动了。各国通讯社都发表文章说中国宇航员即将上天。事情还惊动了邓小平。加上当时百废待兴，相关研究被推迟，所以《载人航天》第三部(前两部已公映)，主要是训练宇航员的内容，被推迟上映，到现在也没有放。
传记作家 “低效写作”才对？
新京报：今年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著作非常多，和《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这本书一样，写三中全会的也不少，你有哪些“独家披露”？
叶永烈：有一些。比如，胡乔木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当时会议还没有开，胡乔木就把公报写好了。另外，这次我又增加了邓小平不计前嫌启用胡乔木的内容。
新京报：我看到，有些读者指责你的高效写作：有些史实不准确；《陈伯达传》有些段落重复；《中共中央一枝笔—————胡乔木》有意过滤了一些领导人对胡乔木的评价。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叶永烈：我不知“高效写作”有何不对。难道“低效写作”才是正确的？有些史实不准确，我看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作者的责任，其次是当事人的回忆有差错，三是有些重要的档案尚未公布。《陈伯达传》个别段落是有重复，是因为多次修改造成的。尤其是用电脑写作，把某一段落从前面移至后面，而未删去前面一段，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但这是很个别的情况。
我无意“过滤一些领导人对胡乔木的评价”。《中共中央一枝笔》初稿写于1993年，在当时的条件与情况之下只能那么写。2007年的新版增加了许多篇幅。邓小平、李锐、周扬、于光远等对于胡乔木的评价，都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述。批评者大约没有看到新版，故有此论。（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