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故乡在西螺
2026-01-20 11:10:00
来源：中国台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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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叫廖春金，她的故乡在中国台湾省云林县西螺乡。从我记事起，奶奶的梳妆盒里总躺着一只变形的银梳子，梳背上刻着西螺特有的剑兰花纹，边缘被摩挲得光滑发亮。父亲说，那是奶奶从海的那边带来的，是太外婆留给她的念想。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奶奶的模样——她的皮肤一直白白净净的，哪怕后来在田里劳作多年，也没被晒得黝黑，一双大大的眼睛，笑起来时眼角会泛起浅浅的纹路，格外慈祥。她性子安静，说话总是轻轻地，哪怕是我们这些孙辈调皮捣蛋，她也从未大声呵斥过，永远带着耐心，用温柔的语气讲道理。奶奶走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只银梳子，脸上带着安详的笑意，仿佛只是睡着了。
关于她的故事，大多是父亲和其他长辈们讲给我听的。她的一生，像一场跨越海峡的漂泊，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在闽江边上扎了根，吃尽了苦头，也撑起了一个家。
西螺繁花里的明珠
1908年12月，清光绪三十四年，奶奶出生在台湾西螺的廖家大宅。那时的台湾，已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这是《马关条约》留下的伤痛印记。廖家是当地的望族，靠蔗糖生意发家，家里的糖香能飘遍整条街巷。奶奶是廖家唯一的女儿，被当成“掌上明珠”捧大。父亲说，奶奶从小被迫上“日式学堂”，被强制学习日语。日本殖民当局妄图用这种“皇民化”教育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根脉，奶奶的童年，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去中国化”的铁证。但在家里，阿爸阿妈总会偷偷教她认汉字、说闽南语，告诉她“我们是中国人，根在大陆”。奶奶穿的，也都是阿妈亲手绣的绣着剑兰的漳绣袄裙，脚下是软底绣花鞋，那些带着中华印记的服饰，成了她对抗日本殖民教育的无声坚守。
奶奶天资聪颖，虽然在学堂里学的是日语和日式礼仪，但阿爸教的《三字经》《千字文》，她过目不忘，悄悄记在心里。她还跟着阿妈学会了做西螺米糕和贡糖，那些带着家乡甜味的吃食，是她童年最温暖的记忆。府里的长工们吃到奶奶做的吃食，总会笑着夸赞：“小姐的手艺，跟老夫人一样好！”可这位“娇小姐”的心里，却藏着点“野趣”。她不爱待在深宅大院里做女红，总爱缠着长工们听外面的故事，听他们讲大陆的山川河流，讲闽江的壮阔。长工们走南闯北，总会跟她讲起海的那边——越过台湾海峡，就是福州，那里有比浊水溪更宽阔的闽江，有软绵的方言，还有热闹的码头。每当这时，奶奶的眼睛里就会泛起细碎的光，像盛了满天星光。她会趴在窗台上，望着东边的方向，想象着海那边的模样。父亲说，就是这份对远方的好奇，为她后来的漂泊埋下了伏笔。
青布长衫的裁缝
转眼奶奶长到十六岁，出落得亭亭玉立。廖家要为她做几身洋装，准备带她去台南参加社交茶会，经人介绍，请来的裁缝就是我的爷爷，陈德善。
爷爷那年二十出头，面目清秀，眉眼俊朗，竟有几分像后来红遍两岸的艺人刘德华那般周正耐看。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衣角虽有些磨损却浆洗得干干净净，手里提着个旧木盒，里面整整齐齐装着剪刀、软尺和各色丝线。他是福州闽侯人，曾在上海学过洋装手艺，手艺精湛又肯吃苦，来西螺不过是想多攒些银钱，早日回老家孝顺独自拉扯他长大的母亲。
爷爷住进了廖家偏院，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忙活。奶奶起初只是好奇，隔着雕花窗棂看他裁剪布料。阳光洒在爷爷专注的侧脸上，剪刀“咔嚓咔嚓”的声响，像浊水溪的流水声，让人安心。后来，奶奶总爱找些由头往工坊跑，送块热气腾腾的米糕，或是询问洋装样式，其实目光总忍不住往爷爷身上瞟。
爷爷心思细腻，知道奶奶不喜繁复的花边，就把领口做得简洁大方，还在洋装内侧悄悄绣上栀子花暗纹，走动时能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相处日久，奶奶发现爷爷不仅手艺好，还识文断字，谈吐开阔。而爷爷也被奶奶的纯粹善良打动，爱慕的种子在两人心里悄悄发芽。
冲破樊笼的爱恋
奶奶和爷爷的情愫很快被廖家夫妇察觉。廖老爷气得脸色铁青，骂爷爷“不知天高地厚”，阿妈的眼泪更是止不住：“金囡，你要是嫁给他，就要跟着吃苦受累，阿妈怎么舍得？”可奶奶眼神坚定，说：“德善虽穷，却有骨气、有本事，我非他不嫁。”
那时台湾时局动荡，日本殖民统治日益严苛，廖家的蔗糖生意也受了影响。爷爷的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达官贵人都想请他做衣服，廖家夫妇架不住奶奶的坚持，又怕得罪权贵，最终松了口。
民国十八年的冬天，西螺飘着细雨，奶奶穿着爷爷亲手做的白色婚纱，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几十位亲近的亲友，可她的脸上满是幸福。
婚后的日子简单温馨。爷爷在西螺街上开了家裁缝铺，生意日渐红火。奶奶学着做爷爷爱吃的福州鱼丸和肉燕，一开始总做不好，爷爷从不嫌弃，还笑着鼓励她。次年，大伯伯鸿出生了，爷爷把妻儿宠成了宝。街坊邻里都羡慕他们，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跨越海峡的归乡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爷爷开始愁眉不展。他想念福州的母亲，想念大樟溪畔的山水。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后来奶奶又怀了孕，爷爷既喜又忧，喜的是家里要添丁，忧的是带着两个孩子返乡路途艰险。那时两岸往来管控严格，想要悄悄回去并非易事。
“春金，等我们在老家安顿好，就回来接岳父岳母。”爷爷握着奶奶的手，语气里满是期盼与愧疚。奶奶看着爷爷眼中的红血丝，摸了摸微微隆起的小腹，点了点头：“好，我们回去。”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奶奶穿着一身素色布裙，把太外婆送的银梳子小心翼翼揣在怀里，抱着熟睡的大伯，跟着爷爷悄悄离开了廖家大宅。走到青石门楼前，奶奶回头望了一眼，泪水模糊了双眼。她在心里默念：阿爸阿妈，等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怕被廖家的人发现，他们躲在小货船的帆布底下，在海水的咸腥味和货物的甜香里颠簸了数日，终于抵达福州港。从福州到闽侯双龙村，还要坐一段小汽船。汽船在闽江里缓缓行驶，两岸的青山连绵起伏，翠绿的树木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中，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江风带着草木的清香，吹在脸上格外舒服，偶尔能看到江边洗衣的妇人、捕鱼的渔船，还有成群的水鸟掠过江面，翅膀划破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奶奶抱着伯鸿，靠在船舷边，一双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新奇，也藏着对未来的忐忑。
船一靠岸，走上码头的青石板石阶，就到了村里最热闹繁华的街。爷爷后来在这条街上开了家小小的裁缝店，门面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德善裁缝铺”。老宅就在裁缝店后面，坐落在闽江边上，墙体斑驳，院子里种着龙眼树和芭蕉，透着乡土气息。早先得到消息的太奶奶早已在门口等候，可她看着奶奶的眼神，满是不满和嫌弃，尤其是听到奶奶一口闽南语时。
大樟溪畔的艰辛与接纳
奶奶的苦日子，从踏进陈家老宅的那天就开始了。刚到大陆时，奶奶还穿着从西螺带来的裙子，太奶奶见了就生气，说她“娇里娇气，不像农家媳妇”。因为语言不通，奶奶听不懂福州话，常常误解太奶奶的意思，太奶奶就拿起竹条打她的小腿，疼得奶奶直掉眼泪，却不敢出声。
在西螺时，奶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未干过粗活。可在这里，她要跟着太奶奶下地种田，洗衣做饭、喂猪喂鸡。她握不稳锄头，手心磨出了水泡；学不会纺线，线要么断要么粗细不均；做的饭菜偏甜，不合太奶奶的胃口，碗都被摔过好几次。有一次，奶奶偷偷拿银梳子梳头，被太奶奶撞见，梳子被狠狠摔在地上，变了形。奶奶捡起梳子，把眼泪咽回肚子里，从那以后，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摩挲。
可奶奶没有被苦难打垮。她学着说福州话，学着做福州菜，学着干农活，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直到深夜才休息。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猪鸡喂得肥肥壮壮，种的茉莉花也长得格外好。渐渐地，太奶奶看她的眼神变了，不再动辄打骂，有时还会主动教她做福州特色吃食。有一次，邻里来串门，太奶奶还笑着说：“春金虽不是本地姑娘，却比谁都勤劳会持家。”奶奶听到这话，偷偷红了眼眶，她知道，自己终于被接纳了。
不久后，父亲伯虎出生了，接着是姑姑银英、小叔叔伯峰。家里的孩子多了，日子更清贫了，可奶奶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们。父亲说，他小时候穿的衣服虽然是补丁摞补丁的，却永远是干净整齐的，那是奶奶连夜缝补、浆洗的结果。
爷爷的抗日与漂泊
就在日子渐渐有了起色时，时局变得更动荡了。侵华日军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爷爷看着日军的暴行，心里满是愤慨。那时，福州一带活跃着不少抗日游击队，爷爷毅然报名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奶奶虽然担心，却没有阻拦，只是默默为爷爷收拾好行囊，连夜给他做了两双布鞋。
爷爷所在的游击队，主要在大樟溪一带活动，伏击日军的巡逻艇和运输船。父亲说，有一次，爷爷他们摸清了日军巡逻艇的航线，在大樟溪支流的狭窄河段设下埋伏。当日军巡逻艇驶进埋伏圈时，爷爷和队员们猛地开火，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最终，他们成功伏击了巡逻艇，打死了一名日军，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可这次伏击也暴露了游击队的行踪，日军展开了疯狂搜捕。为了不连累家人，爷爷不得不离开家乡，逃到外地继续以做裁缝为生。临走前，他偷偷回了一趟家，看着熟睡的孩子们和疲惫的奶奶，红了眼眶，只留下几句叮嘱和一点积蓄，就匆匆离开了。从那以后，奶奶就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撑起了整个家。
开垦荒地与虎口逃生
陈家几代积累，攒下不少产业，可爷爷素来仁善，见佃农们常年顶着苛捐杂税、靠着租田艰难度日，心里实在不忍，早在土地改革推行之前，便主动把名下的田地都送给了租种的农户。直到后来，自家反倒没了半分土地，没了生计依托，日子一下子落了难，比从前过得还要艰难许多。
为了让孩子们能吃饱饭，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到处开垦荒地。那些荒地大多在山坡上，石头多，土壤贫瘠，奶奶就带着父亲，用锄头一点点刨，用手一点点捡石头，手掌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茧子。
除了开垦荒地，奶奶还经常带着年幼的父亲上山砍柴，晒干后用来做饭、取暖。有一回，秋雾还没散，两人在山坳里刚砍了半捆柴，一声震耳的虎啸突然从树丛后传来。父亲说，他至今都记得那股扑面而来的腥风，一只黄黑相间的老虎从浓雾里走出来，身形比家里的水牛还壮，铜铃大的眼睛里满是凶光，朝着他们低沉嘶吼。他吓得腿都软了，浑身发抖，死死抱住奶奶的腿躲在身后。
奶奶也吓得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手里的柴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但她几乎是本能地把父亲往身后护得更紧，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山谷大喊：“走开！别过来！”父亲说，奶奶的喊声带着哭腔，却又透着一股护子的决绝，在寂静的山谷里来回回荡，盖过了老虎的嘶吼。他能感觉到奶奶的身体在发抖，却始终没有后退半步。
那老虎盯着他们看了足足有一炷香的功夫，喉咙里的低吼从未停歇，仿佛在考量是否发起攻击。就在父亲以为要活不成的时候，老虎突然甩了甩尾巴，朝着密林深处悻悻地走了。老虎的身影消失后，奶奶才腿一软，瘫坐在满是落叶的地上，一把将他搂进怀里，压抑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泪水混着冷汗打湿了父亲的衣裳。直到现在，父亲说起这件事，还会红着眼眶，声音哽咽：“你奶奶那时候，是拼了命在保护我啊！她一个从台湾来的‘娇小姐’，哪见过这种场面，可为了我，她什么都不怕了。”
日子虽然苦，可奶奶从未抱怨过。她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好好读书，要善良勤劳，要记住，台湾和大陆是一家人。父亲说，奶奶的闽南语里，渐渐掺了些福州腔，可她还是会偶尔哼起西螺的童谣，那是她对故乡最深的思念。
金门前线的牵挂
1958年，台海局势紧张，已经参军入伍、在福州军区某部汽车团服役的父亲，接到了奔赴金门前线的命令，负责炮击金门任务的后勤保障。出发前，奶奶拉着父亲的手，眼眶通红却语气坚定：“伯虎，到了前线要好好干，保卫国家。记住，台湾是中国的地方，那边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胞。” 父亲含泪点头，把奶奶的话刻在了心里。在金门前线，父亲顶着炮火穿梭在运输线路上，每当看到海峡对岸的灯火，就会想起奶奶的叮嘱，想起两岸同胞本是一家的血脉深情。他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是国家的领土，更是奶奶心中那份跨越海峡的牵挂。
那段时间，奶奶总是坐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望着东边的方向，手里紧紧攥着那只银梳子。她很少说话，只是偶尔会对着海峡的方向喃喃自语，祈祷父亲平安，期盼两岸能早日安宁。听叔叔说，那些日子，奶奶的头发白得更快了，可那双大大的眼睛里，始终透着坚定的光。
安稳岁月与绵长思念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都长大了，孝顺懂事。爷爷也从外地回来了，虽然老了不少，手脚也不如从前灵活，背却依旧挺得很直，总是把裁缝店打理得井井有条。
家里的条件渐渐好起来，奶奶的皮肤依旧白白净净的，性子还是那么安静，说话轻轻的，对我们这些孙辈格外有耐心。孩子们也总爱围着她，听她讲西螺的故事，她就坐在院子里的茉莉花丛旁，一双大大的双眼皮眼睛望着东边，慢慢诉说着浊水溪的木棉花、香甜的米糕。
爷爷知道奶奶喜欢茉莉花，就在院子里种了一片，每到花开的季节，院子里就飘满了清香，奶奶会摘下几朵，插在发髻上，脸上露出久违的、安稳的笑容。爷爷的裁缝店就在村里最热闹的街上，生意依旧不错。他总爱带着我们这些孙辈在街上逛，给我们买李子干、炸油饼，遇到街坊邻居就乐呵呵地拉着我们介绍：“这是我的孙子、孙女！” 每当这时，奶奶就站在裁缝店门口，静静地看着我们追逐打闹，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眼角的纹路里满是温柔，偶尔轻轻喊一声：“慢点跑，别摔着。”声音不大，却能让我们立刻安静下来，乖乖跑到她身边。
可越是安稳，奶奶就越发思念远在台湾的大儿子伯鸿。她常常坐在茉莉花丛旁，手里攥着那只变形的银梳子，望着东边的方向发呆，嘴里轻轻喃喃：“伯鸿啊，我的儿，你还好吗？”那双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化不开的思念。
未曾兑现的归期
奶奶和爷爷离开西螺后，廖家彻底慌了神。太外公和太外婆派人找遍了西螺的大街小巷，都没有他们的踪迹。后来听说他们可能回了大陆，太外婆天天跑到高雄港的海边，望着茫茫大海哭，哭了一个月，眼睛渐渐看不清，最后彻底瞎了。太外公也心思郁结，无心打理生意，糖厂倒闭了，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临终前还叮嘱养子，一定要找到奶奶，让她回家。
大伯伯鸿是在十五岁那年，被失明的太外婆派人带回的西螺。大伯到西螺那天，太外婆摸到他的脸，哭得撕心裂肺，从此对他百般疼爱。大伯后来在台北成家立业，生了四个男娃。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也从未忘记远在大陆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尽管两岸隔绝，音讯难通，但他总是一遍遍对孩子们说：“我们的家乡跟亲人，就在海峡的对面，那片土地是我们的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他把对母亲的思念藏在心底，每年都会朝着大陆的方向祭拜，期盼着有一天能跨越海峡，与母亲团聚。他多次尝试写信给奶奶，那些带着思念的信件，历经辗转，才有寥寥几封送到奶奶手中。
当奶奶从信里得知太外公和太外婆已经过世的消息时，整个人都垮了。她躲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天一夜，手里紧紧攥着那只变形的银梳子。父亲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奶奶哭得那么伤心，她恨自己当年任性离开，恨自己没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恨自己连父母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伯鸿也曾多次写信，让她回西螺看看，可却因为两岸局势的阻隔无法回去，也终究没有勇气回去。她怕面对父母的坟茔，怕想起从前的日子，更怕自己早已不适应西螺的生活。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藏在了心底，化作了对孩子们的疼爱。
奶奶的离去
岁月不饶人，爷爷的身体渐渐变差，没过几年就去世了。爷爷走后，奶奶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下子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她常常坐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望着东方，一站就是大半天，手里紧紧攥着那只银梳子。
爷爷去世两年后的1978年2月，正值农历正月初七，这是一个让我们无比悲伤的日子。双龙村的人都喜欢泡温泉，说是山里的温泉水带着暖意，能祛病强身，奶奶也不例外。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茉莉花还沾着露水，奶奶就叫醒了我的大姐燕子——她是父亲的大女儿，也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女。“燕子，陪依嬷（福州话）去泡温泉好不好？” 奶奶的声音轻轻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姐姐虽然奇怪奶奶今天起得格外早，却还是点了点头，牵着她的手慢慢往村后的温泉池走去。温泉池藏在山坳里，冒着氤氲的热气，周围长着茂密的草木。奶奶慢慢走进温泉里，闭上眼睛，脸上带着惬意的神情，白白净净的皮肤在热气中泛着淡淡的红晕。泡了约莫半个时辰，奶奶才拉着燕子起身，说：“走，依嬷（福州话，奶奶）带你去江边挖沙，做家里酿红酒坛上用的沙包。”
祖孙俩来到大樟溪江边，春日的江水清清亮亮，带着初春的微凉，江边的沙滩松软细腻，踩上去软软的。奶奶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三角形的瓦片，轻轻递给燕子，自己也拿起一块瓦片，慢慢挖起沙来。她的动作很轻，耐心地教燕子把沙堆成紧实的小团，嘴里还轻轻念叨：“沙包要做结实些，红酒坛口才能封得严，酒才香。”
挖累了，两人就倚坐在江边那棵老榕树又大又粗的树根下。老榕树的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遮住了清晨的阳光，投下大片阴凉。奶奶摸着燕子的头，声音轻轻的，带着浓浓的怀念：“燕子啊，台湾的米又大又香，煮出来的饭软糯香甜。”她抬起头，望着台湾的方向，一双大大的双眼皮眼睛里满是向往，“从这里坐船出去，一直往东走，就能到依嬷的家了，那里有浊水溪，有开得火红的木棉花，还有依嬷的阿爸阿妈……”
燕子似懂非懂地看着奶奶，伸手轻轻摸了摸奶奶脸颊。奶奶笑了笑，眼角泛起浅浅的纹路，又轻声说：“这两天夜里，总听到猫头鹰在树上叫‘孤考，孤考’（福州话挖洞的意思），老辈人说，这叫声预示着有人要走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没激起波澜，却让燕子心里莫名有些难过。
太阳渐渐升起，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层碎金。江风吹来，带着茉莉花的清香，那是奶奶最喜欢的味道。回到家后，奶奶坐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晒着太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阳光洒在她白白净净的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轻轻闭着，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格外安详。等人们发现时，奶奶已经没有了呼吸——是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走得很平静。
家人整理奶奶的遗物时，发现她的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只变形的银梳子。梳背上的剑兰花纹，依旧清晰可见。
梦碎的谶语
深夜的台北淅淅沥沥地下着春雨，事业初成的大伯伯鸿在睡梦中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他感觉嘴里黏腻腻的，伸手一摸，满手都是温热的鲜血——他的牙齿掉了，不是一颗，而是好几颗，牙龈还在不断渗着血。
那种血腥味真实得可怕，他猛地坐起身，胸口剧烈起伏，额头上满是冷汗。窗外的雨声敲打着窗棂，像是谁在低声啜泣。他慌乱地打开起床边的台灯，拿起小镜子照去，嘴里并没有流血，牙齿也好好的，可那种撕裂般的疼痛和血腥味，却仿佛还残留在感官里。
“梦里掉牙流血，定是远方至亲辞世。”福州老辈人的说法，像一道惊雷，猛地炸在伯鸿的脑海里。他的父亲是福州人，小时候常给他讲这些民间谶语，他从前从不相信，可此刻，一种强烈的不安像藤蔓一样缠绕住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
前年父亲去世后，他就一直担心亲爱的母亲能否扛住。此刻，他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远在大陆的母亲。这两年，他四处托人打探母亲的消息，却始终石沉大海。两岸隔绝的岁月里，一封家书都难以传递，更别说知晓亲人的生死。
那一夜，伯鸿再也无法入睡。他坐在床前，手里紧紧攥着奶奶留下的一只旧手帕——那是当年奶奶仓促离开时不小心掉在廖家大宅的，上面绣着小小的栀子花暗纹，是爷爷当年为奶奶绣洋装时偏爱的花纹。他一遍遍摩挲着帕子，雨声越来越大，心里的慌乱也越来越重，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永远失去了。
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抱着他，用温柔的闽南语唱西螺的童谣；想起母亲为他做米糕时，脸上温柔的笑意；想起离开双龙村时，母亲站在榕树的阴影里偷偷抹泪的样子。这些记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每一个画面都让他心如刀绞。
接下来的几天，伯鸿茶饭不思，坐立不安。他翻遍了所有能联系上的旧友，托遍了那些据说能打探到大陆消息的商行伙计，可得到的只有一声声摇头和叹息。两岸相隔的茫茫海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把所有牵挂都堵在原地，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能为力，几乎要把他压垮。
日子在焦灼的等待中一天天熬过去，转眼半年光阴悄然而逝。这天，邮差突然送来一封封皮泛黄、边角磨损的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潦草地写着他的名字，邮戳盖着香港的印记——那是三弟伯峰辗转了无数人手，从大陆经香港才寄到他手上的信。
伯鸿的手猛地颤抖起来，几乎握不住那薄薄的信纸。他急急忙忙拆开，弟弟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可没读几行，他的目光就定在了那几行字上：“哥，娘走了。今年正月初七，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手里紧紧攥着外婆留给她的那只银梳子，梳背上的剑兰花纹，都还看得清清楚楚……”
“银梳子”“剑兰花纹”——这些刻在他童年记忆里的字眼，像一把把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心上。他浑身一震，眼前瞬间发黑，耳边嗡嗡作响，手里的信纸飘然落地。他踉跄着扶住桌沿，才勉强没有摔倒。
怎么会？那个“梦里掉牙流血”的谶语，竟然真的应验了。
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把那只银梳子小心翼翼揣在怀里，没事就拿出来摩挲，梳背上的剑兰花纹被磨得光滑发亮；想起离开西螺时，母亲把梳子塞进他怀里又取回，反复叮嘱 “等阿妈来接你”的模样；想起这些年他无数次对着大陆的方向祈祷，盼着能有母亲的音讯，哪怕只是一句平安。
可等来的，却是这样一纸冰冷的消息。
伯鸿缓缓蹲下身，捡起地上的信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了字迹。那个掉牙流血的梦，原来真的是母亲跨越海峡的告别。伯鸿瘫坐在椅子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他朝着大陆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哭声里满是迟来的悲痛和无尽的遗憾：“阿妈！儿子不孝！没能见您最后一面，没能跟您说一句再见……”
台北的春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像是在为这场跨越海峡的永别，低声哀悼。
隔代的眉眼
堂哥亮滨是伯鸿的长子，从小就深得太外婆的宠爱。
太外婆失明后，脾气变得有些古怪，对谁都带着几分疏离，唯独对亮滨，有着说不尽的温柔。每次亮滨跟着父亲去廖家大宅，太外婆都会早早地坐在门槛上等候，凭着脚步声就能认出他：“滨仔来了？快过来阿祖摸摸。”
亮滨会乖乖地跑过去，依偎在太外婆怀里。太外婆的手枯瘦却温暖，会一遍遍抚摸他的脸，从额头到眉眼，再到下巴，嘴里喃喃自语：“像，真像金囡…… 尤其是这双眼睛，大大的，双眼皮，跟金囡小时候一模一样。”
每次去，太外婆都会留亮滨过夜。晚上，她会搂着亮滨睡觉，给她讲奶奶小时候的故事：“你阿嬷（闽南语，奶奶）小时候啊，不爱待在大宅里，总爱跟着长工们听故事，听他们讲大陆的事。她还会做米糕，做的米糕可甜了……”
亮滨听不懂太外婆口中的“大陆”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阿嬷”是谁，只知道太外婆很疼他。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发现枕头边放着几颗水果糖，那是太外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专门留给她的“小金囡”。
“滨仔，要记住，你依嬷在海的那边，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忘了她。”太外婆常对着亮滨的耳朵轻声说，“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去大陆找你阿嬷，告诉她，阿太很想她。”
亮滨渐渐长大，才知道太外婆口中的“阿嬷”，就是他从未谋面的奶奶廖春金。他看着父亲珍藏的奶奶的旧照片，照片里的奶奶穿着白色洋装，眉眼温柔，确实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太外婆去世前，把亮滨叫到床前，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了他：“这是你阿嬷小时候戴过的银镯子，你拿着，以后见到你阿嬷，交给她。”亮滨接过布包，里面的银镯子已经有些发黑，却依旧能看出精致的花纹。
“阿祖，我一定会找到阿嬷的。”亮滨含泪说。
太外婆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她紧紧抓住亮滨的手，直到最后一口气，眼神还望着大陆的方向。
亮滨一直珍藏着那只银镯子，他常常摩挲着镯子，想象着奶奶的样子。他听父亲讲奶奶的故事，讲她跨越海峡的爱情，讲她在大陆吃的苦，心里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奶奶，充满了思念和敬佩。
跨越海峡的祭拜
奶奶去世后，家人按照她的遗愿，把她葬在了大樟溪畔、旗山的怀抱里，面朝东方，朝着台湾的方向，墓地边，种着几株剑兰——那是西螺的花，也是奶奶一生的念想。
岁月流转，两岸关系逐渐缓和，1988年，两岸探亲的大门终于打开。已经年近七旬的大伯陈伯鸿，第一时间办理了手续，跨越浅浅的海峡，踏上了魂牵梦萦的大陆故土。
父亲和叔叔早已带着家人在码头等候。当伯鸿走下轮船，看到人群中那两个与自己有着相似眉眼的老人时，他再也忍不住，快步走上前，哽咽着喊了一声：“依弟（福州话，弟弟）！”
兄弟仨人相拥而泣，四十余年的分离，在这一刻化为无尽的泪水。
第二天一早，三兄弟带着家人，来到了大樟溪畔的旗山脚下。
墓地边，几株剑兰开得正艳，火红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像是在迎接远方的亲人。四十余年的牵挂，四十余年的遗憾，四十余年的思念，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他趴在墓碑上，放声痛哭，哭声悲怆，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娘，您走的时候，儿子不知道，没能送您最后一程，没能跟您说一句再见，儿子不孝啊！”“娘，外婆和外公都不在了，他们临终前还惦记着您，让您回西螺看看……”“娘，廖家后代都挺好的，您放心，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伯鸿从怀里掏出奶奶的旧手帕，小心翼翼地铺在墓碑前，又从包里拿出西螺的米糕和贡糖，摆放在手帕上：“娘，这是您小时候爱吃的米糕和贡糖，儿子给您带来了，您尝尝，还是当年的味道。”
他絮絮叨叨地跟奶奶说着这些年在西螺的生活，说着外婆的牵挂，说着孩子们的成长。风从大樟溪吹来，带着江水的气息，吹动了墓前的剑兰花，也吹动了伯鸿的白发。
隔海的相望与同心
我长大后，循着父亲的足迹，穿上了军装，来到厦门海防部队服役。临行前，父亲把那只银梳子交给我时，眼神郑重：“这是阿嬷的念想，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你要记住，你的根，一半在闽侯，一半在西螺，我们和海那边的亲人，永远是一家人。”
1996年，我已是驻厦门某海防部队的哨所所长。站在海防前线的岗楼里，望着海峡对岸的金门列岛，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远处驻有台军的岛屿轮廓清晰可见。我握着望远镜，心里满是守护家园的心意，也藏着一丝复杂的滋味。因为听说，大阿伯的小儿子，我的堂弟威志，此时正在金门服役。
我们流着同样的血脉，有着共同的祖辈，共同的根，却因为海峡相隔，因为两岸局势的特殊情况，只能隔海相望。我常常会想，他会不会也在某个时刻，望着大陆的方向，想起奶奶的故事，想起我们这些素未谋面的亲人。
演习期间，每当夜深人静，我就会拿出那只银梳子，借着月光摩挲梳背上的剑兰花纹。我仿佛看到奶奶那双大大的双眼皮眼睛，听到她轻轻的声音：“海的两边，都是一家人。” 我知道，我守护的不仅是这片土地，更是奶奶的遗愿，是两岸亲人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深情。
后来，两岸关系逐渐缓和，通信手段愈加先进，退役后的我和堂兄弟们终于有了联系，也在2022年秋陪老父亲到金门与台湾的亲人们相聚。彻夜长谈中，堂哥告诉我，大伯从小就教他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海那边的亲人”。弥留之际，大伯伯鸿更是攥着儿孙的手，气息微弱却字字恳切，反复交代着：“往后每年，都要回双龙老家去，给阿公阿嬷上柱香，磕个头。”这话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埋在了后辈的心底。大伯的话，满是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我知道，无论海峡有多宽，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骨子里的血脉联系，永远也割不断。
海风吹不散的思念
如今每次回闽侯，我都喜欢沿着奶奶当年走过的路，漫步在大樟溪江畔，两岸的青山依旧翠绿，江水依旧清澈，爷爷当年开裁缝店的那条街，虽然店铺早已换了主人，但青石板路上的纹路，仿佛还留着爷爷带着我们逛吃的脚印。
站在江边，望着滔滔向东的江水，江风吹过，带着淡淡的茉莉花清香，拂过我的脸颊，仿佛是奶奶轻轻的呼唤。我仿佛看到，一位梳着整齐发髻、插着茉莉花的女子，皮肤白白净净，一双大大的双眼皮眼睛温柔望向远方，正站在江对岸，朝着我们微笑。
堂兄亮泽，是第一个循着大伯的嘱托，从台湾踏上双龙村土地的后辈。他信步走到村口那棵苍劲的大樟树下——那是奶奶生前最常驻足的地方，无数个黄昏，她都倚着粗糙的树干，朝着东方的方向久久眺望，目光里盛着海峡那头化不开的乡愁。大樟溪的水滚滚东流，涛声阵阵，像是谁在耳边低声诉说着岁月的绵长。亮泽站在树下，望着粼粼波光，忽然用一口地道的闽南语轻声呢喃起来。他说着“阿嬷，我来探你了”，说着父亲对奶奶的思念，说着台湾亲人对奶奶的描述，说着自己无法弥补的遗憾……那些细碎的思念，混着风声水声，飘向了远方。同行的我们都静静立着，听着听着，眼眶便渐渐湿润，泪水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谁又能真正想象得到呢？当年那个只会说闽南话和日语的女子，孤身来到这个满耳都是福州话的小山村，是怎样熬过了最初的孤独与隔阂。没人知道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发音的模样，没人见过她为了听懂一句方言，拉着村里的老人问了一遍又一遍的执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从何时起，她的口中也能流淌出一口流利的福州话，温柔又妥帖，就像她亲手种下的那些花，在异乡的土壤里，也开出了繁盛的模样。
而我的堂兄弟们每次来，大家都会一同去奶奶的墓前祭拜，互相讲述自己听说的奶奶的故事，讲述那段跨越海峡的牵挂。那只变形的银梳子，如今被我珍藏着，每当我抚摸着梳背上的剑兰花纹，就会想起奶奶的一生，想起她的坚守与思念。
有人说，奶奶这一生太苦了，生于殖民统治之下，为了爱情跨越海峡，吃尽了生活的苦头。可我知道，奶奶从未后悔过。她爱爷爷，也爱自己的父母；她眷恋着海那边的故乡，也守护着海这边的家庭。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思念，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闽江边上的一缕清风，飘向了海的那一边，飘回了她魂牵梦萦的故乡——西螺。
海的那边，是故乡，是亲情，是无法割舍的根；海的这边，是爱情，是家庭，是相伴一生的牵挂。奶奶的一生，被这海峡分隔，却又被思念连接。她的故事，也像这跨越山海的思念，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流淌，从未停止。
而我，会把奶奶的故事一直讲下去，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听。让他们知道，海的两岸，永远是一家人，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系，谁也无法割裂；让他们记住，无论身在何方，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都要守护这份跨越山海的亲情与牵挂。（作者：陈恩 全文有删节 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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