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新天：两岸应共担复兴中华文化使命

　　克服“百年悲情”的途径

　　为了完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必须克服许多困难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两岸人民都具有“百年悲情”，损害到文化复兴的自觉。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给予我们良好的契机，超越历史，消除“悲情意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

　　“百年悲情”的产生，原因很多。首先，自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后，“天朝帝国”被瓜分豆剖，百多年的历史上填满了一个个“国耻日”。更为严重的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教育、“传播文明”所进行的文化征服，否定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不符合西方文化的，便被斥为“迷信”、“落后”，虽然中华民族并没有被灭绝，但作为民族魂魄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却受到了摧残。久而久之，中国人便失去了自信，认为中国文化不行，有的人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革命。中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依赖于穷凶极恶的外国列强，没有革命无法打破其统治，于是便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彻底地否定传统，坚决地引进西方文化，造成了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救国图强最强烈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是最强烈的反民族文化精神，竟集中于一时，其影响也十分深远。今天尽管中华民族已经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体系，“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仍然或明或暗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悲情”意识两岸都有，但表现形式不同，内容也有差别。在大陆的民众中，“悲情”所造成的受虐者心态还相当普遍。特别在国际上发生突发事件时，表现更为强烈。比如经常认为被“阴谋”所“包围”，无法像其他国家民众那样理性地去面对事件，依法进行抗议。从文化上看，不少人对中华文化的精华瞭解甚少，缺乏信心。《河殇》是崇拜蓝色文明、否定黄色文明的代表作。尽管已经对它进行了批评，但其影响仍存。“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对文化、科技和教育的全面破坏，其后遗症直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改革开放之后谋求现代化时，也曾忽略保护发扬民族文化。

　　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经常会以自卑和自傲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以最近热议的中医为例，一方面在追求利润的风气下，中医不被重视，受到挤压，日益萎缩，优秀的文化遗产亟待抢救。另一方面，江湖庸医又将中医吹得神乎其神，破坏了中医的声誉，阻碍了中医的提升发展和发扬光大。在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民族自卑和民族自傲反映得最为鲜明和强烈。近年来，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集中表达了民族主义的观点。网上出现的大量民族主义言论，包括文化民族主义的说法，也反映了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激进的想法。社会多元化观点的表达固然是好事，然而缺乏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共识和引导，却是值得忧虑的。这将是大陆下一阶段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台湾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文化建设方面也硕果累累，然而，民众的心理文化也存在着相当的“悲情意识”。不能不承认，台湾同胞在历史上所遭遇的不幸，比起大陆同胞来说，不但时间更长，而且程度更甚。这又和台湾特殊的历史分不开。但是，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看待中华文化，台湾民众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种观点鄙弃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分析出现极大偏差，它对于普通民众有相当的误导作用。例如李乔认为，被外国欺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缺失”，“使中国人心理特质上有共同而不能克服的弱点”，“中国人无法在人类社会的进化水准上立足”。这种看法无法解释历史上中华文化和文明在世界占有领先的地位，并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是非历史的。他还认为，台湾人的祖先，承负有问题的汉文化渡海而来。汉人文化极早就以“人”为中心思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世界，种下文化灾难的肇因，是“孤立的人文意识”，“截头去尾的人文思想”，“早生畸型儿人本主义”。因此造成以下弊端：一是宗教难以发展，不知生命形而上的追求，人生目的滞留在现世层面。忽视物理世界，阻遏自然科学种子发芽。二是轻率认定人性不变，为了维护虚假的“内圣外王”，形成说谎的统治体系，“人治”深入文化骨髓，法治思想无由生根，在民主招牌下是极权主义。三是个人人格的形成与标准，是被界定订价的，非自我的醒觉，内在的要求，由圣人君子上官长辈“替你”决定，“代你”负责。

　　笔者一直主张，对于中华文化的优长劣短，应秉持客观研究的态度，不溢美，不讳言，事实求是；尤其应将其放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多样文化相互激荡比较的大舞台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为什么有些人对西方人道主义五体投地，对中国人本主义就如此不屑一顾？西方最早的“人道”也是大有缺陷的，不施于妇女和奴隶。只是随着市民社会和工业革命，它才逐渐演变进化到今日的人权思想。西方人权思想有许多进步意义，同时也还存在着难题，最大的难题是无法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中华民族尤其是大部分汉族确实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文化缺憾。然而它也证明了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力，汉文化以伦理道德的发达来规范人的行为，并以最大的包容对待一切宗教，使佛教中国化，甚至于同化了最顽强的犹太教。在制度建设方面，目前西方十分关注中国的法制思想史，认为它形成了几个思想高峰，尤其是唐朝律法不仅涉及到刑法，而且有相当的民法内容，不仅有明确的定罪量刑，而且兼及人情伦理。中国的科举制度成为擢拔人才的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源。有些东亚国家效法科举制，如朝鲜、日本等，但皆因严重的社会等级制度而未能奏效。这也证明中国社会的平等意识领先于同时期其他国家。把中华文化说成“说谎系统”、“极权主义”，实在很不公允。另外，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始终把个人放于宗族家族之后，其实，在其他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都存在着类似倾向。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大力张扬了个性。从世界层面考察，西方是个特例。从今天的状况考察，把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也出现了相当的弊病。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各有利弊得失，只有使其协调平衡，才能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在贬低中华文化的同时，李乔又表现出强烈的“台湾文化”自傲感。他的解释是，“台湾文化”过去“在异族压迫统治下”难以形成可观的“历史发展”，广大民间风俗习惯，各次文化层，几乎全被汉文化的次文化特质所充塞，这是台湾人丑陋面的主要“力量”。但是，台湾人社会的民主法治观念、科学思想、理想追求、人格尊严等现代人、现代社会的“普遍信念”，绝对比原乡大陆进步、高明。而此一“比较之异”，正是“台湾文化”所以是“独立文化体系”之证，也是信心之所系。可惜他引以为傲的台湾人的“普遍信念”，似乎只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崇拜西方文化，鄙视中华文化，就是他的“台湾文化”。如果离开了中华文化，就没有台湾文化，从外面学来的文化没有嫁接的砧木，也无法生根发芽。

　　百年悲情是一种集体记忆，两岸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只是表现方法不同而已。为什么满清王朝丧权辱国、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国共内战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悲情仍然挥之不去？社会学的研究揭示，记忆的原因并非时间的邻近或久远，而在于它们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而我们与这个群体的成员拥有某种关系。只要我们把自己置于群体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采取它的反思倾向，就足以回想起这些记忆。然而，集体记忆一般是指向过去的框架，为了改变它，就要凭藉现在的理性思维，当前的集体反思，以便形成新的观念。新的观念要克服强大的集体记忆，就必须有更加强大的集体活动和集体经验。两岸已经开始了和平发展的大交流、大合作，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就会积累更多的集体经验。两岸各界精英应当引领反思的潮流，为新观念而催生。在共同复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两岸人民的“悲情意识”才会改变，文化自信心和自觉性才会从根本上提高。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