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经济治理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治理理论

　　科学有效的经济治理是释放经济活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提升经济治理效能，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围绕优化经济治理方式、提升经济治理效能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经济治理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新和发展了经济学说中的经济治理理论，有力指引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乘风破浪稳健前行。经济治理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一般来说，经济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既能充分发掘经济发展潜能、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又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最大化。进入新时代，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严重萎缩，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金融风险隐患增多，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面对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以高效的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就新时代经济治理及其现代化问题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不断完善经济治理体系、提升经济治理效能，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极大深化了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宏观经济治理的规律性认识。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经济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提升经济治理效能的根本所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利于明确经济治理方向和目标，避免治理碎片化，确保政策连贯性和系统性；有利于建立高效的经济工作决策与执行机制，通过党委研究经济重大问题，统筹协调打破各种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同时强化政策执行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有利于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合力，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引导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形成“党统筹引领、各方协同推进”的经济治理格局。不断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需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最小投入实现最大产出、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实践证明，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市场失灵问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何科学把握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是经济治理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有效破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难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同时发挥好有为政府作用，用好“看得见的手”，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结合、相得益彰，有力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显著增强了我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经济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治理是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内外形势深刻演变，宏观经济治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显著提高，这就必然要求创新治理思路、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从“宏观调控”拓展为“宏观经济治理”，重心从“调控”转移到“治理”上，是对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的重要创新。经过不断实践探索，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注重发挥好国家发展规划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战略导向作用，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重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是在现代经济系统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情况下，确保各类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实现多重目标动态平衡的根本要求。三是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机结合，该扩大需求时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调整供给。四是创新和丰富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等各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有效性提供更为丰富的工具。五是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一方面注重精准施策，逐步形成“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思路；另一方面更加注重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兼顾短期波动与中长期结构优化。同时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坚持把预期管理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适应我国发展要求而提出“宏观经济治理”，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通过与时俱进创新宏观政策工具，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发展和安全始终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社会动乱、政局动荡，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导致发展机遇丧失。经济治理不仅要关注发展问题，也必须关注安全问题，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对我国来讲，没有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发展成果随时可能毁于一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如果应对不好，可能迟滞甚至中断民族复兴进程。必须把维护高水平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补齐安全发展领域的短板弱项，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从而更好保障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

　　经济治理关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出现发展动力缺失、贫富差距扩大、经济风险不断积累等治理失效问题，探索更管用有效的经济治理方式，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纪疫情叠加世界经济衰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稳健发展之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2012—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近135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提高到17.1%，年均增长6%，远高于世界3.1%的平均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稳定最可靠的引擎。“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后，先后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其中经济治理理论的真理力量。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治理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治理实践经验，辩证把握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关系，在经济治理理念、目标、机制和工具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指引中国经济航船破浪前行。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经济治理模式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对象。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深受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加剧等问题困扰，西方经济治理模式正在逐渐失效。探寻背后的逻辑可以发现，西方经济治理理论长期基于“政府—市场”的二元对立逻辑，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私有化、自由化等市场经济教条，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由市场的诅咒”，难以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不仅如此，正是基于“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力量”的预设逻辑，西方国家对经济的治理常常是问题爆发后试图通过市场技术性修补来进行“补救”，是被动的事后应对。而且在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习惯于聚焦单一经济领域的“技术层面”，缺乏对经济、社会、生态的系统性整合，这样相对单一的经济治理工具容易陷入“应对一个问题、引发另一个问题”的循环。加上受政治周期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治理政策具有追求短期效果的倾向，缺乏连贯性、整体性和长期性。与之不同的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治理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将经济治理与社会建设、生态保护、国家安全等领域统筹衔接，以主动的战略引领、整体的系统思维、协调的政策体系，形成覆盖长周期、跨领域的整体性大国治理体系，有效处理了改革与稳定、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等影响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问题，超越了西方经济治理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经济治理理论。

　　当今世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任务紧迫，如何提升经济治理能力是这些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治理理论，强调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共识、统筹全局的核心力量，这是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策频繁摇摆，聚焦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核心领域，不受短期波动干扰，保障政策持续推进。这一理论强调要科学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破单一依赖政府或市场的传统模式，既靠政府统筹关键领域发展，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这一理论强调要实现发展和安全同步规划，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须有效防控重大风险，从而让安全融入发展全过程，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这一理论强调，经济治理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目标，只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一国的经济政策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才会激发人民积极参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这一理论还深刻揭示，世界各国的经济治理没有“标准答案”，不同国家的经济治理体系不可能一样，必须立足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契合本国经济社会条件与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才能牢牢掌握国家发展的主动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总之，这一科学理论，为各国破解治理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启示和有效办法，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

　　三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十五五”时期，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治理理论，紧紧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聚焦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持续完善经济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效能，以高效能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预期稳定向好，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健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的方式。近年来，尽管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但在地方和基层实践中，如何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重要课题。有些地方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存在“重决策轻落实”现象，在政策落实上缺乏钉钉子精神，决策部署与政策执行之间存在落差；有些地方政府在协调各方形成合力方面效果不佳，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的情况仍然存在；有些地方在重大经济决策中听取专家意见和群众呼声不够，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有待提高。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治理效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要加强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制度化建设，完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能力建设，提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眼光、专业水平与治理能力。

　　科学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好发挥政府“有为治理”效能。让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有为治理”协同发力，促进“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独特优势。当前，有些地方政府在市场与政府二者关系把握上存在不少问题，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仍然习惯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代替市场决策，影响了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有的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风险防范等领域履职缺位，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风险隐患累积，暴露出其经济治理能力的短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动态的、高水平的经济治理能力的体现。新时代经济治理目标，就是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政策工具和实施方式，更多采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提高经济治理智能化水平，提高经济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增强经济系统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未来五年，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仍然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发展和安全关系把握不到位的问题，有的过度强调安全而限制发展，将防风险等同于规避所有风险，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有的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安全，对潜在风险认知不足、防控不力。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动态协调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既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又有效防范金融、债务、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是一项重大考验。要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完善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障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